银杏计划：精英化培养路线

　　本报记者 于娜 北京报道

　　 瓷娃娃关怀协会的负责人王奕鸥刚从英国回来不久，10天的考察让她大大开拓了眼界和思路。这只是王奕鸥通过南都基金会银杏伙伴成长计划获得的支持之一。银杏伙伴成长计划是南都公益基金会针对国内公益人才紧缺现状，尝试的一种与过往资助项目不同的计划——机构直接把资金投资于人，而不仅仅给机构和项目，以此倡导一种新的公益资助理念。

　　 王奕鸥接下来还会获得个人事业发展多方面的人才成长支持，远远超出了她最初希望通过申请银杏伙伴项目，为瓷娃娃节省一部分行政开支的想法。有了每年10万元的资助，王奕鸥可以去读MPA，参加英语培训，她对3年后通过个人成长带动机构发展有着各种憧憬。

　　 银杏计划的理念是希望直接让优秀的人才更快地成长，同时希望能够在行业内起到倡导作用，让人才问题被关注。未来10年内，南都公益基金会争取资助不少于200名银杏伙伴，按每人资助30万计算，一共要投入6000万。拥有南都基金会的强大资金、业内权威专家的关注参与、项目团队的竭心尽力，这个全新的公益人才模式是否能如它的项目名字一样成长为千年银杏树，并广为传播。

　　南都要做什么

　　 在2008年所谓“公益元年”之后，国内公益行业受到的关注猛增，人才短缺现象骤然凸显。公益人才缺失对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制约性，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体会深刻，“首先是因为资源的瓶颈造成人才缺乏，又因为人才的缺乏，使行业获取资源的能力更缺，更弱。人才缺乏原本是一个果，但是现在又成了制约行业发展的主因。”公益事业人才缺失，不如提供资源那样容易。资源的供给会比较迅速，而人才的培养需要时间和经验的传承，因而人才的培育和发展成了最紧迫的议题之一。徐永光首先在南都基金会提出为什么不资助一个人才培养项目。

　　 实际上，公益行业目前存在人才培训项目，但这些做能力建设的机构本身也还年轻，也需要经验积累。另外人才培养也是存在梯队的，绝大多数的培训项目都是针对最基础阶段根本不了解公益行业者的人群。但进入第二阶段时就缺乏成长支持了，一批公益行业里中坚力量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支持专业提升的体系，同时他们在公益组织的收入很低难以满足更多生活需求。

　　 国外也存在一些相关人才培养项目如知名的“阿育王”，创办人德雷顿有句被社会创投领域所熟知的名言：最重要的是从一千万人中选出那一个正确的人。作为世界上首个社会创投机构，“阿育王”迄今已孵化出3000多名社会企业家。

　　 摆在南都基金会面前的问题是，他们究竟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培养项目？如何去做呢？这成为计划向前推进的一个难题，也让负责项目具体制定的秘书处成员备受煎熬。

　　 银杏伙伴计划项目官员林红是一个看起来有些柔弱的女孩，谈起从理事会决定到项目推出的过程，她的语气仍不轻松，“秘书处用了近半年时间，工作量难以想象，围绕着制定操作流程上开了许多轮需求意见征询会，其中有专家研讨会，焦点小组讨论，单独访谈，并做了活跃NGO人才状况调查，同时我们内部也不停地开会讨论，有时甚至是像吵架一样争论。”

　　 南都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联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开展的调研发现，NGO招人难是普遍问题，尤其是草根NGO，而对资源相对充裕的非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来说这个问题好得多，受访的公募基金会甚至表示招人零困难。在招人困难的原因上，“待遇低”首当其冲；其次是“满足能力要求的人才数量少”，很多NGO负责人表示，虽然NGO组织提供的职业环境并不优越，但对人才的要求依然很高。

　　 有了这份《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后，南都基金会对于自己的人才计划似乎清晰了许多。最终南都基金会对“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的定位是：一个资助青年人去突破成长上的瓶颈，成为推动某一公益领域发展的领袖型人才的长期计划。主要资助对象为草根机构的领导人或创始人，也不排除学者、媒体人、个体行动者和未来的NGO领导人。同时倡导社会各界一起支持公益人才、搭建人才成长的支持体系。

　　 2010年9月15日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启动,采取推荐制，由推荐人提名，南都基金会对被提名人进行初审和考察，确定候选人，候选人再提请独立的专家委员会评审，由专家评出最终的银杏伙伴。银杏伙伴可以得到南都基金会提供的每年10万元、连续3年的资金支持，给予他们基本生活保障，引导制定和实施3年个人事业发展计划，搭建人才成长支持体系，使他们在3年内迅速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和领导力，5到10年内成为其领域骨干或引领性人物。

　　细节争论

　　 创新的人才培养计划一经推出自然引来行业内人士的极大关注，但疑问也接踵而至，为什么不支持公益创业的年轻人？为什么不能自我申请，而非要经推荐才行？怎么能保证评审专家的公正，没有暗箱操作？还有10万元的资助会不会带来基金会之间、公益人之间的不平衡？等等。

　　 银杏伙伴的目标人群是处在成长中间阶段的，为此要定上限和下限，这个界限完全是靠摸索来定义。林红说：“有些人所处的阶段比银杏伙伴的目标人群要早一点，他们就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不在项目支持范围内，而去支持相对成功的人，他们看不到那些人的水平和潜力之间的差距，觉得很受打击，觉得南都就是为了控制项目风险或者摘桃子。我们也要照顾他们的情绪，想办法为他们提供一点帮助。”

　　 林红认为推荐制最大的好处是将推荐人和被推荐人形成纽带，他们会更多地接触交流，即使这次没有入选，推荐人也会继续关注被推荐人。银杏伙伴头两年的传播对象是推荐人，发展推荐人网络，让他们来传播项目理念。另外从操作性上看，海选式必然要花大量精力去筛选不合适的人，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宁愿去帮助没有入选者引荐资源。

　　 “评审委员会专家由秘书处邀请和往届专家推荐，第一届我们邀请的三位专家在业界是得到公认的。”林红说，其中高小贤现任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主任，何进是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文化及教育高级项目官员，叶祖禹是美新路基金会创办人之一，评审委员会专家可以连任不能超过三年，每年要更换三分之一的专家。此外，当年候选人的推荐人不能做评委，南都基金会的秘书处成员不能做评委，但不在秘书处工作的理事可以作为评委。

　　 至于资助标准定在多少，南都基金会也为此做了调查，对生存成本、同龄人的收入等做了比较，估算了银杏伙伴能力提升需要的培训、考察费用。林红说最后大家意见也不统一，有人说3万元一年就可以了，有人说8万，还有人说20万，最后综合衡量将资助标准定在了每人每年10万元。

　　 在林红看来最难的还不在于这些来自业界的疑问。“我们做这个项目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南都基金会出钱我们来寻找资助对象，另一个是做宣传倡导，通过我们的尝试启发其他资助方的关注，对公益行业的年轻人进行价值倡导，两者之间的平衡难找。”林红说。“阿育王”项目官员给他们的一个经验是越低调越好，甚至在一个候选者见到专家时才知道他原来一直在被考察，因为它是针对人的项目，容易给对象造成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有的没有入选对象就对“阿育王”很不满，所以“阿育王”的策略就是凭借多年经验积累来判断，并不是一个追求非常公正的评选。

　　 银杏伙伴计划纠结的是平衡对个人的影响和对行业领域宣传倡导之间的关系，林红觉得既能够不让候选者不受负面影响冲击，又能够宣传倡导让整个领域状况有所改变，这是件很难把握的事情。不论入选者还是落选者都有可能面对负面影响，入选者要面临媒体曝光的压力和困扰，可能产生自我膨胀等。候选人都是在某个领域或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如果落选了，对他们会不会造成冲击，影响到威信力。

　　 自始至终这些细节是最让林红他们伤脑筋的事情。直到第一批入选者即将揭晓时，秘书处还在为是让8位候选人全部参加，还是只让5位入选者参加，是在揭晓活动之前还是在活动现场告诉他们结果激烈争论。

　　直面社会评估

　　 2010年度试点期的5位银杏伙伴：王奕鸥、孙恒、陆非、曾世逸、梅念蜀，他们分别在罕见病关爱、打工者服务、公益组织建设、农村发展、环保等领域工作。他们觉得面临一个集中的问题，由一个小的机构发展到能够影响一个领域怎么办？怎么通过社会企业运作能带来一些收入？伙伴们自己整理想了解的问题和目的地，自己来策划行程，南都基金会做的是提供支持，他们请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承办去英国考察十天，今年6月26日到7月5日，银杏伙伴们集体奔赴英国。南都基金会每年会支持银杏伙伴一些小额活动经费，平均每个人大概2万多元。

　　 “南都基金会只是给予默默的支持，扮演一个协调、整合资源和资金支持的角色,怎样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银杏伙伴自己说了算。”林红说。

　　 “我是第一次出国了解国外公益组织的运作，英国公益组织非常注重专业分工和机构间协作让我印象最深。”王奕鸥说。他们去当地一个残障人士康复中心参观，那里也是社区的活动中心，王奕鸥发现在那里坐轮椅的人也可以做园艺工作，这在国内是很少见的，工作人员强调的是给残障人士协助，提供设施，让他们做任何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我们之前考虑的是，这个群体不能做什么事情，其实换一个角度思考，他们能做很多事情。”

　　 同南都基金会和伙伴交流一段时间后，王奕鸥对自身的成长有了新的认识，“以前我经常代表机构站出来说话，为了赢得更多的社会关注，没有个人成长的规划，没有深刻思考个人和机构的关系。”最近一年来她想沉淀下来学习，同时开始注重机构制度建立、内部规范、标准化建设，这是一个机构长远发展的必经途径。

　　 今年开始，银杏伙伴的遴选范围扩大到全国，截至7月，有100多位推荐人推荐了140名人选，5月到9月间项目官员将分赴各地对他们进行访谈，10月份公布2011年银杏伙伴计划候选人名单，林红透露人数会多于2011年。

　　 效果评估是又一个挑战，林红说，南都基金会不想过分强调因为这个项目给伙伴个人带来什么影响，每年会让伙伴自己评估他们有什么样的改变，希望看到伙伴对他所处的领域是否有贡献。“效果和影响评估只能靠口碑，我们只能做一个产出评估，比如我们做的公益人才调研报告大家觉得很有用。类似于风投的评估在前，当然有框架性的效果和产出指标。”

　　 1978年出生的曾世逸是银杏伙伴中公益身份最多的一个，包括昆明真善美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真善美文化传播中心理事长、北斗星志愿文化传播中心理事长、云南青基会AA乐行工作组总监等。入选银杏伙伴计划，对曾世逸或他的家庭来说，“是一种价值的认可”，让他在面对外面的压力时更有信心一些。对每年10万元的经费，他希望用这笔经费去支持青年人的成长，催生更多的草根公益机构，他甚至希望将来这些人也能成长为银杏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