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制造业外资南移渐显

　　制造业外资南移渐显

　　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几近停滞下，如何防其“南移”而引其“西进”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挑战

　　文  文婧 孙韶华 潘艺

　　7月26日，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全球同步发布《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指出，尽管2010年 (FDI)流入量上升了5%，达到12400亿美元，但其仍比危机前的均值低15%左右，比2007年时的最高值减少了近37%。就在全球FDI低迷之时，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今年1至6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等数字显示，外资流入中国的速度也开始趋缓。

　　业内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制造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双重压力下，制造业外资向越南等其它国家“南逃”的趋势渐显。此外，中国吸收外资还面临着如何与产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相结合的挑战。

　　外资流入中国趋缓

　　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与企业司司长、《世界投资报告》主编詹晓宁26日表示，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 I)流入量上升了5%，达到12400亿美元。其中较为令人瞩目的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吸收了超过半数的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达到6420亿美元。其中，中国和中国香港的外资流入量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东亚地区的外资流入量上升至1880亿美元。中国的流入量上升了11%，达到1060亿美元。

　　但是研究报告称，年底直接外资流入量仍比危机前的均值低15%左右，比2007年时的最高值减少了近37%。总体来看，投资仍然落后于已恢复至危机前水平的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的复苏。

　　在全球FDI低迷之时，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商务部日前公布今年1至6月数据显示中国吸收外资增速也在锐减。

　　据悉，今年1至6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08.91亿美元，同比增长18.4%。其中，6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128.63亿美元，同比增长2.83%，同比增速为年内最低。从投资来源地看，美欧对华投资延续了前几个月的低迷态势。今年1月至6月，来自欧盟27国的实际投入金额34.64亿美元，同比微增1.17%。而美国对华FDI仅16.79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22.32%。

　　联合国贸发会议官员梁国勇指出，2010年全球FDI有所回升，但幅度很小，从今年上半年看，情况有所改善，但世界范围FDI复苏的力度仍然较弱。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债务危机严重，新兴经济体通胀抬头，不稳定因素增加，这些都对投资者信心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情况如何还要看上述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是否能有所好转，但现在看来前景并不乐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王晋斌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过去的历史来看，FDI增长与全球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危机已经过去3年了，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艰难。发达经济体实体经济复苏困难重重、新兴经济体面临控通胀的压力，再加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FDI增速缓慢。

　　王晋斌还表示，从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来看，由于经济复苏疲软，下半年难以出现大的起色。

　　制造业外资“南移”渐显

　　“全球经济和投资不景气对中国吸引外资的影响有，但并不大，因为中国经济自身的小环境决定了其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仍然很大。”梁国勇表示，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在制造业领域，由于劳动力等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降低，日益面对来自越南等亚洲其他国家的挑战。虽然中国外资总量仍在增长，且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利用外资结构不断向服务业倾斜，而房地产则成为热点，热钱之忧隐现。

　　从《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发达国家眼里，吸引外资的传统国中国正逐渐被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取代。报告指出，2010年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直接外资流入量上升了24%，达到3000亿美元，接近全球总量的1/4。2010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直接外资流入量翻了一番以上，达到790亿美元。

　　詹晓宁表示，上述国家所采取的积极政策推动它们实现了上佳表现，而且似乎会保持这一趋势。诸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样的东盟国家已发展成为低成本的生产基地，特别是低端制造业的基地，而本区域的最不发达国家(老挝和柬埔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直接外资，尤其是从邻国流入的外资。

　　“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南移’而非‘西进’是我国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梁国勇分析说，由于工资等制造成本不断上升，中国作为制造基地(特别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的竞争力下降。相应地，跨国公司在生产性项目的选址上开始将目光投向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或干脆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向东南亚。“例如，中国多年来一直是耐克的头号生产基地，但现在已经让位于越南。对美国公司来说，这不是个别现象，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我们希望看到外资能够向西部转移，但近些年来，东西部经济增长趋同的趋势使得中西部一般劳动力的成本不断接近，使得西部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幅度降低，所以外资就转移到部分东南亚国家。这就是劳工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双重效应带来的产业向外转移替代了产业在国内的区域内转移。”王晋斌分析。

　　此外，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还提出，近来房地产领域外资的过快增长尤其值得注意。王晋斌表示，由于劳工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双重压力，中国过去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减少，再加上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电价等要素价格改革也推高了成本，制造业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导致了FDI流向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

　　利用外资如何与结构调整相结合

　　一些专家认为，近年来中国吸收外资政策逐渐成熟，从外商投资指导目录，到反垄断法，到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再到日前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一系列政策措施显示，在保持开放基调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利用外资正进入从“量”的剧增到“质”的飞跃的攻坚期。

　　“即使坐拥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仍不可低估。”梁国勇说，在这一量变到质变的攻坚期，如何通过吸引外资促进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制定更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政策，“取跨国公司之长，补中国经济之短”。他认为，中国有关部门在制定全国统一的外资政策的同时，一定要强调各地方的特殊性。在外资审批权限充分下放的同时，应引导各地制定适合本地经济发展战略、具有独特性的外资政策。地方投资促进工作中应特别强调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效应、细分和品牌策略等。

　　“首先，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不缺钱，不一定非要利用外资，因此需要改革投资环境，如放松市场准入条件、改革金融系统效率来配置国内储蓄；其次，对于带有技术含量的外资进入还需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王晋斌主张，现在我国的外资政策依然带有“促增长、保就业”的特色，比如说审批权的下放等。但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要认真反思只要就业、不要利润、不顾资源浪费、扰乱国内市场的外资倾斜政策，要充分研究我们到底缺少什么。因此，即使是审批权下放，也需要有规划，有制度保证外资政策不走过去的路子。

　　“由于中国的工资水平和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因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的趋势已经放缓，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正在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转移。”詹晓宁说，调查显示，中国是跨国企业在未来两年全球投资的首选地，中国吸收外资的前景将进一步被看好，这也同时得益于中国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地区间产业升级与转移：如东部沿海地区的服务业和高新产业得到进一步增强，而制造业则加快了向西部地区转移的速度。

　　王晋斌认为，目前中国还是最吸引外资的国家之一，未来吸引外资的因素会发生变化，特别是透明的制度建设将成为吸引外资的核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