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新政落地 产业发展谁主沉浮

　　大批国字头的大型文化企业陆续进入市场，已揭开此轮改革的序幕

　　【财新网】(记者 蓝方) 十七届六中全会已于上周闭幕，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议题。

　　2011年10月25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全文。该《决定》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在不少学者看来，《决定》不仅是官方对前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总结，和对下一步发展提出要求，更颇有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之意。

　　谁唱主角

　　此轮文化体制改革始于2003年，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指出，改革前一阶段的一大重点，即放在市场主体的培育上，将具有市场属性的文化事业单位进行转企改制。据了解，全国非时政类报刊、国有院团等单位，都将在2012年全面完成转企改制。此次《决定》也再次明确，将“推动一般时政类报刊社、公益性出版社、代表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文艺院团等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增强面向市场、面向群众提供服务能力”。

　　大量国字头的大型文化企业进入市场，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民营企业造成冲击。《决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支持和壮大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要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在发展产业和繁荣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样的表述，让不少人担心文化产业领域的“国进民退”。

　　陈少峰指出，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事实上有助于打破原有事业单位纯粹的行政性垄断。《决定》也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健康发展”，这是对民营企业平等地位的强调，是一个好的信号。但由于广电等领域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平台多由国有企业垄断，同时政府执行具体政策时，也有可能在资源配置上更倾向于国有企业，下一步改革更应解决这类问题。

　　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顾江表示，在文化产业市场中，政府主要要做的，是提供共同竞争、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文化企业的法人化治理，避免行政的过多干预。尤其是在非意识形态领域，例如文化产品的发行、技术创新等环节，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不要过多强调国有属性。在他看来，《决定》中“营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和法制环境”“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服务和管理，引导他们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表述都值得肯定。

　　《决定》提出，下一步不仅要壮大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印刷、广告、演艺、娱乐、会展等传统文化产业，同时将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在国家许可范围内，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参与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参与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实施和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在投资核准、信用贷款、土地使用、税收优惠、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对外贸易和申请专项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机会何在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首次提出了扩大文化消费的概念。明确要“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包括引导文化企业投资兴建更多适合群众需求的文化消费场所，鼓励出版适应群众购买能力的图书报刊，鼓励在商业演出和电影放映中安排一定数量的低价场次或门票，鼓励网络文化运营商开发更多低收费业务，同时有条件的地方要为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文化消费提供适当补贴。

　　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两分法”。在提出运用市场机制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明确以政府为主导、加强文化公共服务的提供。

　　此次《决定》明确，政府将保障公民“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

　　为此，《决定》提出，将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由公共财政投入资金、事业单位为主提供公共服务的发展模式，其资金使用效率问题也逐渐引起学界、业界的关注。

　　陈少峰强调，文化事业必须要有明确的效率目标，需要建立明确的绩效考核与责任机制。《决定》此次亦提出，将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明确事业单位的服务规范，加强绩效评估考核。

　　另一方面，社会力量的参与，也被视作提供公共服务效率的路径。顾江建议，在公共服务的提供商，政府也应该扮演裁判员的决策，将具体的项目实施交给文化企业、文化类的非盈利组织去进行产业化的运作。《决定》对此明确，将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鼓励各类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支持社会组织、机构、个人捐赠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引导文化非营利机构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决定》提出，将设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扩大有关文化基金和专项资金规模，提高各级彩票公益金用于文化事业比重。同时继续执行文化体制改革配套政策，对转企改制国有文化单位扶持政策执行期限再延长五年。

　　如何鼓励内容创新

　　在不少人看来，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打破内容管制，激励文化作品的创作、创新应为关键。陈少峰指出，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是“内容为王”，而国内目前普遍状况则是“平台为王”，内容创作的滞后，将对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制约。

　　《决定》此次也提出，要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并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设与普及放在重要位置。除了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引导，也提出将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包括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的引导和管理。对于文艺创作也提出要“有利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寓教于乐”“抵制低俗之风”。

　　此番表述，加之广电总局近日提出的“控制婚恋交友类等节目总量、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专人跟踪电视节目，限制过度娱乐化”的要求，引起公众广泛议论。

　　顾江表示，政府对文化内容的行政性管制，不能还同过去一样的简单死板，应在划定底线的同时，鼓励市场自由的竞争与创作。

　　陈少峰指出，《决定》中有关“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的表述值得充分关注。在他看来，改进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就是要从行政的角度跳出来。过去的评价标准叫做“议论型”，由少数人对文化内容进行主观评价，例如将“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这样的理念当作了标准；而当前需要寻找一个客观的底线型的标准，明确什么内容不允许有。

　　在陈少峰看来，内容创作的滞后，并不仅仅是由于内容管制造成的。他表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教育体制的根本性缺陷，灌输型的应试教育从小就不鼓励创造性、想象力与自主责任。同时在内容创作中，过多的沿袭硬件思维，借鉴模仿的东西过多。除此之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也无法为原创作品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