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和特区货币：特区货币的价值依据

　　如果当时，真把五十吨黄金库修到深圳，真用此作押发行特区货币，再加上国家的信誉，那真是要成为香港各报的头条新闻，世界工商、金融界也会为之震惊。

　　1981年5月24日，广东省委和省政府向中央呈报了《关于我省经济特区的情况报告》。报告由省委副书记、常委，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主持起草，文中一个要求，就是发行特区货币。

　　广东省委、深圳市委为何要求发行特区货币呢？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被动原因。当时的深圳流通着三种货币，法定流通的人民币流通量范围最窄，信誉很差。发行的外汇券只在特殊领域中流通，票面价值与人民币等值，但可以购买到人民币不能买到的商品，信誉较高。境外港币信誉最高，颇受人追捧，购买力最强，是可以行遍特区的硬通货。由于多种货币在深圳流通，结果形成了五种商品价格，即用港币计价的商品，用外汇券计价的商品，以侨汇证为根据的人民币计价商品，以人民币计价在国营商店购买的商品，以人民币计价在自由市场上购买的商品。

　　二是主动原因。深圳既名之为经济特区，那就理应真正特起来。特区迫切需要一种能和国际货币自由兑换，汇率自由浮动，资金自由进出的区内货币币种。正当上下齐心积极研究特区货币时，一篇“租界的由来”材料，几乎把一派讨论特区货币制度的热烈气氛窒息了。如果中央不把深圳特区多币通行的混乱局面扭转，也确给“租界”论者以某些口实。

　　1982年12月中央下发50号文，指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同志分管特区工作，并再一次明确强调支持特区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耀邦同志一行来到广东、深圳开展调研工作。在调研座谈会上，对深圳特区提出的货币问题，他十分关心，不断提出问题。他表示对货币发行、物资、物价一定要根据经济规律办事，针对深圳的物价问题，他认为：

　　主要是你采取什么物价政策。你工业品价格是采取香港的，还是广州的？如果采取广州的(物价)，(特区)票子就存在不了。如果物价政策，农副产品(价格)比香港低，工业产品价格同香港一样。这样，香港的人就涌到这里来抢购农副产品，内地人就来这里抢购工业产品，或者本地人走私到内地去。

　　这时，省委副秘书长张岳琦同志插话说：“二线封起来就可以解决”。他的意思是，特区的范围必须是封闭的。在此范围内，特区的农副产品和工业产品物价是统一的，特区内只有一种特区货币流通，那么封闭的特区就可以杜绝多种物价、多种货币的乱象。至于怎么封闭特区，他的意思好像只要修好特区二线，就可以达到封闭特区的目的。耀邦同志部分同意他的意思，但认为还不够。他说：

　　这是行政手段，主要不能靠这个。要靠货币自己的力量，要按规律办事。在香港回归之前，要准备拿出一笔钱来补贴发票子的钱。

　　这表明耀邦同志同意发行特区货币。不过他认为，政府只补贴钱是不够的。他说：

　　关键是物资，黄金也可以，国家拿出五十吨黄金作押，修个金库放到这里来，而且我敢卖。如果特区货币1：1美元的话，那么，五百元就兑换一盎司黄金了，身价就高了。

　　如果当时，真把五十吨黄金库修到深圳，真用此作押发行特区货币，再加上国家的信誉，那真是要成为香港各报的头条新闻，世界工商、金融界也会为之震惊。只要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组合运用成功，那么特区内的物价统一、货币统一就可完成。1比1兑换美元的特区货币，就可引来趋之若鹜的外来投资，而流出的特区货币终要再流回深圳，那么深圳无疑又获得一笔相当于无息贷款的资金。需知刚刚建立深圳特区时，尽管我国免除了外资的关税，但投资的外企并不多。原因何在呢？就是国外投资人认为用港币、美元兑换人民币是件赔本不合算的事，所以才有港人设立的酒店拒收人民币而只收港元的事情。

　　从座谈会上的谈话可知，耀邦同志对黄金储备重视的程度，远不如他对另一个问题的重视，这就是货币的票面和票值能否统一。他认为：

　　特区货币向港币看齐，你的物价就要向香港看齐。关键是票面和票值相一致。

　　耀邦同志为什么这么重视特区货币的“票面与票值”的关系呢？他是从货币的一般原理讲：

　　(特区货币)主要靠物资，价格同香港一样。票子是个筹码，是个支付手段，是物资在票子上的反映，主要是物资作保证。经济学家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行呢？

　　他又从货币的具体运用上讲：

　　发行特区货币要采取什么措施要研究清楚。黄金好办，就是物价不好办。……钱从哪里来？从特区赚的钱来补，还要在物资调拨方面给予照顾。如发行一亿美元就要准备六亿美元的物资，而且是要实用的，不是仓库积压的处理品。如杂牌风扇、不出名的自行车。

　　这种对物资的重视，对物资和特区货币的关系的研讨，国内专家学者也有很深入的论述。如香港著名银行家庄世平就有一段亲身经历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解放战争时期，我粤东解放区准备发行“南方券”，他去讨教在港的马寅初先生。马先生的意见是，先要筹足黄金做好准备。庄先生无力这么做，只好把侨汇在香港买成日用必需品，以做“南方券”的准备，并用“南方券”解付侨汇而大获成功。

　　此外，深圳大学的罗河同志也提出过以购买力平价作为特区货币为主要依据的建议。暨南大学的张元元、严显郁、林鸿谦提出了“深圳的对外汇率……即以购买力为主要依据的管理浮动，以保证其对外价值的稳定”。以上之例都说明票值必须要和实物、物资、实体经济对称，票面必须要与票值相符。

　　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可能事先阅读过这些同志的文章，也可能是他结合实际，自学的积累。在某个期刊上，我记述了父亲在“文革”中让我阅读毛选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的往事。他对毛泽东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相当重视，并为建国以后毛泽东离开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而非常遗憾。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话中，毛泽东之所以提边币和法币问题，是大有奥妙的。1941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金融物价动荡，财经形势严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士研商对策。毛泽东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逐步形成了几个明确意见，即：“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第100-101页)“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7页)此话是1942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班干部会议上报告中的一段引言。报告的题目是《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以后他又发表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其经济思想一以贯之，就是强调：解决财政、金融困难的是经济；我党领导根据地，正确的财经指导思想应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耀邦同志是这一观念的信奉者。这一观念决定了他在深圳座谈会上讲话的基本基调。在接触新实践的过程中，他对货币发行、预防通货膨胀、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三者之间的联系，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理解。朱理治同志在陕北，在鄂豫边区工作过，1941年3月就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据高强同志介绍，他说的一句名言，反复强调的中心思想就是：战时金融贸易的基本点是抢购物资的问题。我认为此话很对，否则为何有“以战养战”、“坚壁清野”之说呢？

　　现在时代变了，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形势的主流。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国是不是也有一个在全球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关键是要和合作方双赢，任何通吃独吞的暴利欲望，都会演化成抢掠物资的野蛮行径。

　　现在有人提倡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者联合、挂钩，以稳定世界经济秩序。世界各国当然要联合，维护经济秩序和金融稳定，各国经济的交往，已成大海大洋之水，难分你我，任何国家独善其身的想法都是孤立主义。但人民币首先要紧密联合的不是别的，而是我国的实体经济。人民币国内外的战略地位也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它国内外的购买力平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