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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云:河北正因靠着京津才发展落后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1-28 15:11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李博 实习记者 云军 石家庄报道

  杨连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长期致力于中国区域经济研究,尤其对京津冀区域发展有深入研究。曾主编《京津冀——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第三极》,发表过《环京津贫困带的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京津高端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各市主导产业的战略选择》等文章。

  环京津遭遇“灯下黑”

  《21世纪》:京津冀的话题一直颇受关注,在河北提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之前人们一直在谈首都经济圈,但是北京方面对此并不热心且推进比较慢,是不是河北省急于要发展环首都地区?

  杨连云:这得从头开始说,京津冀研讨二十几年了,北京、河北的区域经济发展都经过了几次大的研讨。

  上世纪80年代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邢崇智提出“山海坝”,因为河北有太行山,有渤海,有坝上草原。当时经过很多次论证,最后认为这并没有充分反映河北的区域经济特点,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河北是有渤海、太行山和坝上,但还有大平原没提,而且这个地理概念到底应该怎么和区域经济结合起来,“山海坝”这三个字没有充分反映。

  随后1990年代程维高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提出的一个概念比较合理,就是“两环开放带动战略”。“两环”就是环渤海、环京津,环渤海就是面向海洋开放,环京津就是对京津开放,到现在看来也不过时。

  但是这个战略前十几年只是在理论上,实际上没有操作。因为环渤海不能光有海水,应该还有大码头、远洋航线,大进大出才能发展起来。如果只能发展养殖业、旅游业,开放就没有意义。当时河北没有大的对外码头,更没有远洋航线,唯一的大码头是秦皇岛港,但当时是交通部直属,还没有下放河北省管,且功能比较单一,就是运煤,除了带来污染外其它收益都没有。

  所以环渤海对外开放没有拉动起来,直到1998年秦皇岛港下放归河北省管以后,当地改造建立杂货码头和集装箱码头,这才建立起到日本、韩国、东南亚的远洋航线。之后曹妃甸港和黄骅港陆续建立起来,现在这两个港口已经有相当规模了,到今年年底河北省这三个港口的吞吐能力就能达到5亿吨,这在全国相当不错了。

  环渤海这才真正有意义了,有了大进大出的码头就能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因为来料加工比较方便,吸引了很多投资,所以三个港口城市的临港工业就发展起来了。没有港口就没有临港工业,有了港口这三个城市现在临港工业发展势头非常好。国内外大批投资过来后,曹妃甸等开发区域就可以筛选了,不是什么项目都能进来,高科技的、无污染的才可以。

  环京津也有一个发展过程。2004年以前,除了供应农副产品外河北与京津的合作很少。因为从区域经济学上来看,这两个城市是处在聚集阶段,吸收了河北的人才、资金、项目,河北人对此有点耿耿于怀,叫“大树底下不长草”、“灯下黑”,也就是虹吸效应。河北与北京、天津处在同一个区域,但是没法和京津竞争,所以人才、资金、项目都让京津吸跑了,河北的发展落后了。

  有些专家说河北靠着京津发展怎么还这么落后,我认为正因为河北靠着京津才发展落后。比如一个跨国公司来投资,考察过后当然会首先投资北京、天津,不会投资河北。什么时候京津到了扩散辐射阶段,河北才能发展起来。

  京津冀利益博弈困局

  《21世纪》:北京提出CBD东扩和南城计划,是不是意味着已经开始向外辐射扩散?

  杨连云:环京津到什么时候开始辐射?天津到现在还在增长,现在天津发展滨海新区,向东发展,有两千多平方公里的滩涂,发展工业的潜力很大。北京受城区面积的限制,而且一半是山区,平原的土地越来越紧张,什么时候开始扩散的,就是奥运会之后。

  环京津真正有效益是2004年以后,北京开始往外扩散辐射,这样河北跟北京合作才开始有积极性。以前都是空的,总是报纸刊物上、会议上讨论,真正项目上合作很少。后来国家提出2+7京津冀都市圈战略,北京、天津加上河北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和石家庄。

  《21世纪》:这个方案后来怎么没再提?

  杨连云:本来国家发改委要在“十一五”拿出都市圈发展规划,结果到“十一五”末也没能拿出来,到现在也就不提了。为什么呢?还是有阻力,阻力在功能和项目的分配上。北京、天津、河北各自的功能定位是什么,搞哪些项目,这牵涉到利益问题。所以一到项目就有分歧了,说深了这是国家财政体制和行政区划造成的问题。

  我去欧洲考察过多次,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阻力大于欧盟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人家欧洲的总理不管企业,你爱办哪就办哪,中国就不行,北京市要是迁出一个厂得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办公会研究通过,市长签字后才能迁走,这就是中国特色。

  为什么?就是因为财税体制改革后分灶吃饭,谁的税源多谁就留成多,这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调动了地方官员抓项目、招商引资的积极性,从省里到市、县的领导招商引资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不仅是为了政绩抓GDP,也为了财政收入,因为没有财政收入工资、奖金发不了,什么事都办不成,国家不给保证,就只能拼命抓财源。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北京和天津的矛盾为什么这么大,就是因为

  这个。北京因为没有港口而耿耿于怀,进出口走天津港处处受制,人家经常卡它,现在和唐山曹妃甸搞了个京唐港,想走这个小港口,不再经过天津。

  《21世纪》:天津怎么卡北京?

  杨连云:你着急人家不着急,给你压货,另外摊上各种费用。而本市的货进来赶紧卸,出去赶紧装,你北京来的就候着吧,人家三天就走了,你半个月也走不了,货半个月走不了你能不着急?

  这种财税体制还有一个要害的问题——省长、市长也参与竞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是政府经济。政府怎么能参与市场竞争呢?本地的项目拦着不让走,外地的项目拼命拉过来,市长去参与市场竞争,这叫市场经济吗?这不乱套了。

  所以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难点就在这里,不光京津冀是恶性竞争,北京市内各区也是恶性竞争。北京社科院一位专家跟我聊,感叹北京西站成了千古遗憾,本来往西可以挨着地铁,现在这位置离地铁两站地,不远不近,不能直接上地铁,只有公交车和小汽车,乘客上下车闹得西站堵成一片。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局面?就是因为当时宣武区、丰台区、海淀区三家都争,最后北京市政府拿了个折中方案,把北京西站放在三家交界的地方,商业服务区三个区都能沾上。我从石家庄到北京开会,过来火车挺快两个小时就到,要去北五环从西站过去花了三个小时,不能坐地铁,只能搭公交,打车照样也堵。

  市场的主体不是市长

  《21世纪》:您刚提到的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其实很多专家也都这么认为,地方政府一旦成为利益主体,自然也就会为各种要素进行争夺。

  杨连云:这就是政府经济,如果没有这样的财税体制,厂子爱办哪都行,税收和市长没关系。国外就是这样,公共财政取之于全民用之于全民,是全国性的,不能说上海财政收入多自己就花得多,是国家统一分配的。

  拿公务员工资来说,北京市一个处长比河北省一个厅长挣得还多,就因为北京财政收入多,既然都是国家公务员,待遇就应该一样。我曾经问过一位德国专家,你们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公务员工资差多少,他觉得这问题很奇怪,公务员都是国家统一待遇,不然都为地方利益不就乱套了。

  有一次在会上,一位专家慷慨激昂,说市委书记、市长保护假冒伪劣产品就应该开除公职。我反问道,他们保护假冒伪劣产品原因是什么,难道市委书记、市长都不知道这么做是错的,肯定知道,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卖假酒的厂子是一个市的税源,关了就没了税源,到时甭说奖金,连工资都发不上,这就是财税体制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从根上杜绝假冒伪劣是不可能的事。

  现在人们说“中央财政宽宽敞敞,省级财政紧紧张张,市级财政寅吃卯粮,县级财政哭爹喊娘。”现在全国地方债7万亿,中央债10万亿。像张家口搞“三年大变样”,城市建设比原来美多了,但是3年间花了1000亿,相当于张家口10年的财政收入,不发工资、不办公10年才能还完,这不就是“寅吃卯粮”?

  中央财政拿了全国的一半,越往下越穷,这合理吗?这弊端太明显了,虽然调动了地方抓项目的积极性,但是带来了多少恶果。什么时候市长不担心财政,只是搞好医疗、卫生、教育就行了。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家,不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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