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经济政策调整的时机

　　全球经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多的两难政策选择。当不确定的阴霾持续在世界上空徘徊，各国的政治家和决策者处于类似的尴尬处境，艰难地在政治与经济、短期与未来之间进行权衡。

　　欧洲如此。欧盟在欧元危机崩溃边缘作出政策抉择，部分消除了人们对欧元前景的担忧，也给欧洲未来增加了机会。达成这样的共识并非易事。一段时期以来，欧洲特别是经济强国在救助与化解危机的立场表明，决策的道路充满艰辛和坎坷。当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债务危机对核心经济体造成影响，当区域经济增长持续恶化和外部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当国际社会对欧元信心逐步丧失之际，决策者终于在增强成员国经济、金融和财政的一致性上达成共识，让世界松了一口气。

　　美国和英国也是如此。国际金融危机阴影尚未走出，经济又陷入低迷状态。这让决策者左右为难，是实行持续量化宽松以时间换空间，还是进行结构改革以解决过高的消费率和债务率，成为决策难题。现在看来，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的再平衡将是旷日持久的过程。

　　不确定环境下的我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的稳定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但同样面临诸多两难问题：增长与结构、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经济与社会以及内部与外部之间都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可以说，我国既是发展得快发展得好的国家，同时也是积累矛盾较多的国家。我们同样需要更多的智慧，更果敢的决策。

　　面临着日益不确定的世界和国内发展中的矛盾，把握决策的时机和方向显得尤为重要。

　　必须承认，政策的方向和时机越来越难以把握。随着全球一体化，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的联系加大，传统的政策框架、手段和传导途径日益表现出局限性。政策调整不仅对自身产生影响，而且对他国发挥作用，要考虑更多更为复杂的因素。要考虑政策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欧洲共识之所以姗姗来迟，与主要经济体担心救助会引发道德风险不无关系。还要考虑现在与未来的关系，这需要在短期稳定和长期发展之间、道德约束与管制之间以及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进行平衡。同时，要考虑内外关系。全球化促进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加剧了不同经济体的博弈，各经济体为了在国际分工中谋取更大的利益，都试图通过外部的调整推迟自身的调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国家通过重拾贸易保护主义，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转嫁矛盾。

　　博弈不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还包括国内各部门之间、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决策机构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在既定的经济环境下，每个利益主体都希望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从最近几年国内情况看，一些地方、行业、产业、利益主体存在很强的政策博弈及倒逼动机与倾向。这加大了政策决策的难度。

　　政策调整的时机决定政策效能。在不确定环境下，更需注重决策的科学化和时机。这轮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决策透明度和有效性，在传统决策框架基础上引入了审慎管理、新的市场监管法则以及财政纪律约束性指标。政策的透明化，减少了市场中的非理性博弈，也有助于提高决策效率。

　　政策的立足点是影响政策效率的重要因素。政策调整实质是促进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在于满足短期需要。过多考虑短期因素，会积累更大的风险和矛盾，并增加未来调整的成本和难度。国内外在这方面都有深刻的教训。因此，任何政策在解决短期矛盾的同时，应致力于奠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政策调整应始终立足于国内改革与发展。同时，树立系统的思维，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国际合作和国际规则制定，并以此推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在政策调整中，还应坚持市场和改革的原则，这既是我国的宝贵经验，也是发展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