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家之困

　　在没有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在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家的权利。政府既没有权力强行干涉，也没有权力坐地收租。

　　撰稿 │ 张硕   (发自美国)

　　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的民营企业实现了惊人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民营经济在中国还没有得到认可，政府对于八人以上的民营经济实行“三不原则”，即“不提倡，不宣传，不抑制”。

　　三十年后的今天，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已经超过84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74%，对GDP的贡献率从不到1%发展到超过60%，同时民营经济提供了76%的政府税收和80%的社会就业。在这风云激荡的30年间，涌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他们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在国外也越来越多地吸引媒体的注意。2009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跻身《时代》杂志评选的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在2011年《名利场》杂志评选的5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中，百度总裁李彦宏名列第25位；新一任的“中国首富”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荣获《华尔街日报》亚洲商业领袖提名，而吉利董事长李书福则被称为“中国的亨利·福特”。

　　不过，媒体似乎更多地聚焦在中国民营企业家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上。这个生存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和中国民营经济的兴衰。

　　融资困难

　　融资困难是中国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谁都知道中国“不差钱”，可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超过840万家民营企业中，能够从银行拿到贷款的不超过0.5%，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仅限于自有资金和亲友之间的融资。为什么民营企业融资这么难呢？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没有完善的金融市场。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让资金自由流动，让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本结合，有效运转；而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则把二者分割开来，造成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源的双重浪费。

　　让我们来看一下一家美国公司的融资历史。1976年，一位美国青年决定辍学开公司，生产自己设计的电脑。他的初始融资包括来自一位百万富翁的天使投资9万美元，从商业银行获得的信用贷款25万美元，以及风险投资60万美元。之后公司顺利发展，并且在4年之后成功上市发行股票。由于美国的公司上市制度是“注册制”，只要公司符合了公开的标准，就可以上市融资。该公司的IPO每股22美元，首次发行460万股，融资1亿美金。

　　10月，当其最新产品面市的时候，公司一跃成为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股票价值超过3900亿美金。由于现金极为充裕，这家公司选择不发行任何债权，但是如果需要，美国有规模超过7.7万亿美金的公司债券市场可以帮他进行债券融资，这一市场规模相当于美国GDP的53%。您一定已经猜到了，这家公司就是众人皆知的苹果公司。苹果的成功和乔布斯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美国成熟的资本市场无疑是为苹果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有人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史蒂夫·乔布斯，答案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原因是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太狭窄了。试想一下，乔布斯如果在中国创业，在创业初期，他很难拿到银行的信用贷款，这是因为在缺乏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大量的银行贷款被国有企业占据。小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可是那里的平均年利息高达40%。风险投资也不一定帮得上忙，因为中国的风险投资基本上都是在成熟期才会进入企业，接受风险投资的公司平均两年之后就会上市，这一时间比美国公司接受风险投资以后上市的时间要短很多。所以，企业初期融资异常困难。

　　就算乔布斯幸运地得到了初始投资，当他雄心勃勃地准备上市融资时，却发现在中国，公司上市实行的是“核准制”，而实际操作是“审核制”。也就是说，公司能不能上市关键不在于是否符合了公开的标准，而在于能不能从主管部门那里拿到有限的上市份额。这一计划经济式的上市规定有两个问题：第一，紧俏的上市份额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第二，有时候政府会把上市份额分配给资产质量差的国有企业，通过股市来解决其资金问题，资质好的民营企业反而只能自生自灭。可乔布斯还是不甘心，他希望通过债券市场来融资，但是中国的公司债券市场的规模约为7700亿美金，占中国GDP的11%，只约为美国企业债券的十分之一。

　　中国凭借占世界总量四分之一的人口，绝非不可能产生乔布斯式的人才，但是没有完善的金融体系支撑，天才也难以成就事业。如果我们能放开不合理的管制，让金融市场自然发展，迎合市场的需求，那么我们民营企业将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政企关系

　　2011年11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百度CEO李彦宏、腾讯CEO马腾华和新浪CEO曹国伟等中国网络巨头在北京齐聚一堂。有趣的是，他们既不是参加IT峰会也不是慈善募捐，而是被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叫去“上课”。在“网络文化建设研讨班”结束以后，IT领袖们“一致认为，互联网企业要加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严格自律”。外国媒体对中国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感到难以理解。

　　“我们一直在谈恋爱，但是我们不会结婚。”这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今年在斯坦福大学演讲的时候对于阿里巴巴和政府关系的微妙解释。

　　在外国媒体的眼中，中国的企业家需要和政府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面，由于中国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子，政府掌控了过多的社会资源，并且设定限额。因此，很多时候，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在产品、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开拓创新，而是向政府“寻租”，即企业不惜耗费巨大的成本和政府建立“关系”从而取得“特许经营权”，因为特权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通常是超额利润。

　　另一方面，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盘根错节也让企业无法摆脱政治漩涡，商业领袖的锒铛入狱的背后常常是官员的落马，本来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家也成为了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对于公权力而言，法不授权即禁止；对于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在没有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在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家的权利，政府既没有权力强行干涉，也没有权力坐地收租。这样，政商得以分离，企业家不必花费血本去讨好政府，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政治风险，同时，政府腐败的压力也减小了很多，而最最重要的是，当政府退出不该涉足的领域，不要用政府“有形的脚”去踩市场“无形的手”。市场经济得以运转，成千上万的经济个体共同完成的经济决策远远优于政府殚精竭虑制定出的计划方案。

　　财产安全

　　“他们习惯持有充裕的现金、双重国籍还有很多后备计划”，华商在东南亚媒体的眼里似乎很缺乏安全感。这一点不难理解，虽然华人在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是最富有的，但是财产安全有时会受到威胁。但是近期，外国媒体关于中国高净值人士竞相移民海外却让人感觉这种“不安全感”正在中国国内蔓延。《福布斯》杂志报道称，在资产超过一千万元的高净值人士中，60%正在准备移民海外，而在资产过亿元的富翁中，27%已经移居海外，47%正在考虑离开中国。

　　笔者在美国一年，走访过不少海外华人，对他们而言，中餐中文，乡音乡韵，总能勾起一分浓浓的乡愁。如果这样，为什么中国的富人们还要“集体出走”呢？答案很简单，他们在国内没有安全感。

　　一个国家富人的集体出走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们中的很多都是优秀的企业家，国家花费了莫大的成本培养了一批精英，最后却留不住他们。企业家的流失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因为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人才，是对国家的信心。

　　我们需要留住富人，需要重建私人的产权制度，保护私人财产不受公权力的侵犯。私人产权制度是社会创新进步的最基础的制度，因为能够激励人们孜孜不倦地奋斗的不是热情洋溢的爱国口号，不是虚幻的社会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个人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