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温州模式 老板跑路仍在继续

　　重建温州模式 老板跑路仍在继续

　　据温州市两级法院统计，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民间借贷类立案数累计高达1000多起。在这一波跑路潮中，担保公司成为“主角”。

　　文 │ 本刊记者  金少策

　　温州近期仍有企业老板逃跑事件发生。

　　2011年12月初，坊间盛传浙江银星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捷携妻“失踪”，涉及债务达11亿元。

　　“银星经贸是信泰(信泰董事长胡福林曾一度外逃后回到温州，相关报道见本刊11月上《信泰转型失败之痛》)的担保企业，担保金额达数千万元，又和信泰一起投资光伏产业。信泰出事后，银星压力蛮大的。”一位温州担保界人士告诉《浙商》记者，虽然无法确认李捷“跑路”，但是受到信泰资金链断裂牵连是肯定的。

　　近期传出资金链断裂的不只一家。《浙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进入2011年11月份以来，温州再现老板负债承受不了压力跳楼、跳江、跑路等事件。仅11月8日至13日，就发生了1人跳楼、1人跳江、2人注射毒品自杀，导致2人死亡、2人受伤。截至12月底，温州老板跑路、企业关闭或停产的事件已经由10月初的93起增至140多起。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波跑路潮中，担保公司成为“主角”。一份由媒体披露的温州市政府相关报告发出警示：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倒闭和企业主出走现象可能还会在局部地区出现。

　　担保业“前仆后继”

　　在9月份爆发的温州老板跑路潮中，众多担保公司牵涉其中，如今，担保公司似乎正在“接力”倒闭潮。

　　2011年11月21日，人瑞担保的债权人齐聚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分局，要求公安机关对人瑞担保董事长黄显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予以立案，并依法追究黄显忠夫妇刑事责任。

　　“黄显忠夫妇利用人瑞担保作为平台，在媒体上广泛宣传，自称个人资产数十亿元，经营运作能力高超，向公众许诺一定期间内还本付息给予回报，公开引诱公众向其提供借款。”一位王姓债权人在接受《浙商》记者采访时愤愤地表示。

　　据《浙商》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黄显忠的债务牵涉人数众多，金额巨大。目前，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债权人已达40余人，涉及金额在2亿元以上。

　　百顺担保的债务情况则相对复杂，由于担保公司的资金链断裂，导致百顺担保董事长叶可为旗下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深陷资金危机。

　　海鹤药业现任董事长叶可为在没有重组海鹤药业之前，长期从事民间借贷业务。叶可为之所以会重组海鹤药业，也跟海鹤药业前董事长戴育仁向百顺担保借贷有关。

　　据海鹤一位高管表示，2010年海鹤药业的营业收入是3000多万元，利润甚微。然而，负债却高达15亿多元，这其中除了1.3亿元的银行贷款外，其余全部来自于民间借贷。

　　不过，叶可为并未“跑路”，而是主动接受了由温州市经信委牵头组织的“债转股”的方式为企业重组。 目前，海鹤药业重组小组已成立，进入了资产清查核算程序。

　　另外几位从事担保行业的“老高”的选择却极其惨烈。

　　11月8日凌晨，家住温州黄龙住宅区的童小陆在其住所被发现跳楼身亡。据了解，童小陆于2011年年初起从银行、朋友、邻居等处筹款上千万元，再以较高月息贷出，因上家跑路、亲戚朋友上门逼债，童某在家中跳楼自杀。

　　11月13日，温州一家开担保公司兼贸易进出口公司的法人代表林建平、季中芬夫妇在洞头县大门镇仁前途村老家双双注射海洛因自杀。据初步调查，他们以每月支付3-6分的高利息向民间借贷1000多万元，因得不到银行续贷、无力支付民间巨额借款及利息而自走绝路。

　　温州市担保协会会长郭炳钞表示，目前温州担保公司在银行的担保余额共有100多亿元。一些企业主的出逃，已造成了较大的金融风险。

　　知情人士透露，温州市除了几十家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外，还有1000多家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等类金融机构，像银行一样“揽储”、放贷，赚取差价。随着生意的红火，资金回报率的胃口也越来越高。

　　截至10月底，温州有关部门监控到的87家问题企业，涉及银行贷款15.86亿元、票据9.06亿元，这些问题企业的一级担保链企业达153家，涉及银行贷款50.75亿元；二级担保链企业达353家。

　　一月间千件民间借贷纠纷立案

　　“海鹤还有盼头，我们连池万明在哪里都不清楚！”温州人吴先生在接受《浙商》记者采访时说，上海星宝集团老板池万明背负35亿元债务，被家乡瑞安市政府派出专人从罗马尼亚将他接回后，近日再度跑路。现已登记的债权人总金额达25亿元，而其银行借款超过了10亿元。

　　池万明的再次失踪，让星宝集团成为借债“重灾区”，债权人惴惴不安。

　　“25亿元民间借贷以4分利息计算，光利息每个月都要1个亿。”吴先生称，债权人借钱时对池万明的还债能力深信不疑。池万明拥有瑞安上海商会执行会长等多个头衔，星宝集团旗下企业还成为世博会中国馆的参建单位。同时，2011年3月的某个评选排名中，池万明更是以22亿元财富名列榜单第36位。

　　“我们债权人预估，池万明资产现在账面价值还有30亿元，但厂房和股票大都抵押或质押给银行、典当、小贷公司了。”吴亮称，“我们一方面希望保全资产，稳定债权人情绪，也希望警方尽快介入调查池万明有无转移资产。”

　　最新的消息是，多位债权人向记者反映，11月18日，苏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出面把星宝集团在当地的资产进行了查封、保全。

　　差不多同时，温州瓯海区老年公寓“芙蓉山庄”大股东刘加顺跑路，据当地民政部门初步统计，其拖欠债务1.07亿元。

　　11月29日，《浙商》记者在芙蓉山庄看到，该公寓已停水多日，食堂停用，物业管理基本瘫痪。

　　种种迹象显示，温州债务危机的传导效应进一步显现。连日来，泰顺立人集团涉及民间债务达22亿元，有1000人卷入债务危机；乐清船舶行业爆发三家企业资金链断裂危机。

　　据乐清经济和信息化局相关人士介绍，乐清船舶龙头企业东方造船集团欠下银行债务1.5亿元，涉及10多家银行。该市政府部门出面，协调银行处理东方船舶的信贷资金问题。老总陈国俊因多方压力，生病住院。

　　温州制鞋企业是较为集中的金融危机爆发区。霞星鞋业负债2000多万元，其中有1000多万元是高利贷，11月5日，该企业老板跑路。11月11日中午，浙江嘉居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凯在瑞安跳入飞云江，也与担保公司放贷有关，后被江上一条挖沙船救起，现已脱离生命危险。

　　据温州市两级法院统计，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民间借贷类立案数累计高达1000多起。

　　解救乏力

　　面对越演越烈的企业资金链危机，温州市有关部门十分担心。2011年9月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负债较高的企业寄希望于以债转股的方式重组使得企业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困难重重，进展缓慢。

　　9月29日，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紧急推出2亿元企业重组救市基金，按照10%至30%的比例计算，2亿元引导资金可带动6亿元至18亿元的民间资本进入被帮扶企业。

　　但是，运作起来困难较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温州民间借贷风波衍生出来的过激催款行为，已经成为企业重组的大障碍。重组方的资金注入，最终仅能满足民间债权人的高息利益，对企业实体的帮助微乎其微。

　　浙江欧波郎洁具有限公司从银行借贷1.8亿元，民间借贷7000多万元，温州民间借贷风波发生后，为了逼迫欧波朗还钱，债主们砸车、锁车、跟踪，还雇人住到董事长林毓家中10多天。这些债权人在抽资过程中均加上高达5分的月息，也有债权人向温州鹿城区人民法院状告林毓诈骗，要求法院对其到岸物资进行财产保全。

　　温州保发工贸有限公司是温州打火机行业副会长单位，近年来发展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民间借贷，几年下来，利滚利总计已达1.8亿元，涉及50多名债权人，相应的担保关联企业总计已达40多家。陈晓武说，11月7日晚，自己被一名债权人雇佣的几个年轻人跟踪一天后，无奈地躲进了派出所。

　　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建说，中心已为保发工贸注资1000万元，但这边注资，那边抽资还债，重组根本没办法进行下去。欧波朗也是同样的情况，企业重组工作现在只能暂停。

　　温州当地一位官员认为，虽然温州出台了多项救助措施，对小型、微型企业给予财税扶持，但企业困局可能会持续到2012年一季度。

　　随着年关还贷高峰期来临，为防实体企业资金链危机，温州有关部门将对17个行业进行摸底，在产业升级、主营业务、资金来源等方面展开全方位调查。

　　“熟人温州”走向“规则温州”

　　　　温州如何重塑信用，成为温州后危机时期亟待解决的课题。

　　文 │ 本刊记者  金少策

　　车站大道是温州的主干道之一，一侧红瓦白墙上喷涂的大字十分醒目：“信：言必信，人无信而不立；信誉是金，信者令人推心置腹”，“诚：虔诚、忠诚、坦诚，诚者自成也。”

　　温州人对此引以为傲。然而如今，连续不止的老板跑路潮让所有温州人面对这些警句时表情“尴尬”。这种转变，触动的不仅仅是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这根敏感的神经，更关乎温州商人得以立足的宝贵的诚信体系。

　　温州如何重塑信用，成为后温州危机时期亟待解决的课题。

　　信用支撑温州

　　钱志康坐在冷清的办公室内，神情沮丧，一遍遍拨打着电话。整个上午，钱联系了近30个民间借贷组织，希望获得资金援助。但答复是冷冰冰的：没钱。

　　钱是瑞安马屿人，经营一家眼镜生产企业，年产值8000多万元。他手头一笔3000万元银行贷款的期限快到了。整个11月，他四处借钱，只凑到500万元。

　　上世纪90年代，钱志康和朋友凑了13万元，高息借了5万元，开始创业。“头天晚上一说，第二天邻居就把钱送过来，不需要立字据，利息也是口头约定的。”

　　1997年，钱志康再次贷款加大投入，借来30万元高利贷，同样不用立字据。“最多一次，我一个在上海炒楼的亲戚借给我1200万元，打个电话就把钱转过来了。当时他说不要利息，但我还钱的时候，还是给他多打100万元。”钱志康说，“那时民间借贷组织活跃，经常会上门询问要不要贷款，而且不要担保。”

　　借钱容易，且口头协议、不立字据。温州的民间借贷之风，古已有之，信用基石是其根本。

　　“温州人自古较有互助精神，在亲友间，举办‘呈会’与‘拔会钱’等互助性民间金融活动，以解燃眉之急。”温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兴文说，原始的温州民间信用是一种自律行为，很多创业者都是依靠这种民间信用融资创业。

　　高度的信用空间造就了另一个温州经济特有的模式，就是温州人做事喜欢抱团，相互信任是抱团的前提。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解释说，温州人创业阶段起点低、资本小，如果不抱团，就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抱团相当集中地体现在资金整合上。在温州常能看到，几家抵押不足、规模小、信用评级难度大的小企业，组成“生意圈联保”、“老乡联保”和“同行联保”，互相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共同获利共担风险。这种拆借模式，可视为温州“熟人社会”的一个特点，它多在一个个相连的亲朋圈、生意圈之内运作，规模大小不一；而到了温州以外的地区，又演化成为高度的“地域认同”，彼此都是温州人，虽素不相识亦可成事。

　　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与地域文化，使得一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经久不衰。

　　崩塌的民间信用

　　然而，愈演愈烈的老板跑路潮让温州自发形成的民间借贷信用遭受考验，并最终酿成一场严重的信用危机，由个人、钱庄、企业、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所构筑的资金链条，正在逐环断裂。

　　黄宗淼是温州本地人，经营着一家化妆品代理公司。2010年5月，老同学向黄宗淼借钱100万元，月息1分5，借期一年。2011年5月，黄宗淼向同学要钱，同学才承认把钱转借给了民间借贷机构，但那家机构的负责人跑路了。

　　2011年11月份，黄宗淼终于拿回100万元本金。当问到以后还会不会借钱给别人，黄思考了一下：“如果是亲人们买房子、结婚、治病，就可以借；但如果是转借给别人，那肯定是不会了。”

　　黄宗淼的这种情绪并不孤立，在龙湾经营不锈钢制品企业的李先生也心有余悸。2011年9月，李借了几十万元给亲戚，后者将钱全都借给了民间借贷机构，结果，民间借贷机构的老板突然消失了，李先生的亲戚也消失了。

　　“不是现在才有这种现象，以往已经出现过，但是现在更为严重。”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的解读是，以往只限于亲朋好友之间的民间借贷呈扩大化趋势，导致风险无法控制。“亲朋好友之间还讲究面子，而借贷网延伸到外界之后，彼此陌生的个体之间，这种道德上的约束等同于无。”

　　那么，现在还有人往外借钱吗？《浙商》记者对十余位企业主进行的调查显示答案基本一致：借钱可以，得是比较亲近的，而且还要立字据，要知道钱的去向，并且要有抵押。

　　“如果知道借钱的人与高利贷有染，那就坚决不借。”一位王姓企业主表示。

　　“以前都是企业互保，彼此拍脑袋就决定了，现在企业就担心自己被拖垮。即使朋友、兄弟间都会怀疑。”温州市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炳钞说。

　　“现在的温州真是内忧外困。”谈及信用危机，温州洪城电子的总经理杨贵说，以前外地供货商对温州企业都很信任，货到付款，或者推迟一段时间结算都没问题，而现在，很多供货商的要求是款到付货，而且要全款。

　　影响甚至已经扩大化，社会普遍失信现象也给广大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据一份数据显示，89.3%的企业受到不信守合同的伤害，但也有87.3%的企业有明显的违约失信记录。

　　重塑现代信用体系

　　温州信用之殇，需时间来抚平创口，尤其信用、信心之重建，期待“速效药”并不现实。宏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小企业发展的空间与潜力，将从根本上左右温州信用体系的恢复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不久前由《浙商》杂志承办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高峰论坛上提出，温州信用体系应以此为契机告别“熟人社会”的民间信用，建立“现代信用体系”。李扬认为，温州的民间金融信用已经崩塌，建立法治化的现代信用体系是温州经济、温州模式的唯一出路。

　　但企业该如何自救？

　　马津龙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修炼内功。“就企业方面来讲，目前我国企业无论是在立信(建立自身信用、诚信经营、提高融资能力)，还是在征信(征集他人信用、防范外部风险)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

　　这一看法，得到温州市委党校教授诸葛隽的赞同，在她看来，温州人应该吸取更多教训。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温州既有商业精神中最先进的基因，也有传统文化中最落后的劣根。此次债务危机以及业主跑路事件，是对温州长期以来推崇的“熟人社会”规则的一种否定。在他看来，“熟人社会”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温州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温州必须在陌生人社会中谋求现代诚信的建立。他认为，这才是信用恢复与重建的根本。

　　温州企业家应重归温州秩序

　　　　温州人的财富源于温州秩序，现在，温州人需要重回温州秩序，并且深化、扩展温州秩序。

　　文 │ 秋风

　　今天，温州经济正在遭遇巨大的麻烦。也许，走出单纯经济维度的温州模式，从综合性秩序的框架内思考温州，是温州摆脱困境的一个出路。

　　从全国范围来看，温州经济体系的市场经济程度是最高的。唯有温州，完全是私人草根经济，一个个农民企业家白手起家，不依靠任何权力，纯粹靠企业家精神，创造出了令人炫目的财富。

　　但是，过去10年来，温州模式似乎进入成长的烦恼期。投机性活动也极大地改变了温州企业家群体的心态。在过去几年投机色彩甚浓的经济气氛中，温州企业家也是人心浮动，其经济活动也趋向于投机化，实业精神受到冲击。也许，这才是温州模式最严重的危机所在。

　　在钱塘江以南沿海地区，儒家价值保存得最为完好，温州就在这个区域中。在儒家价值熏陶下，人们的精神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温州人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源泉。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价值创造和维护着一个较为健全的社会秩序。因此，温州人之间有较高程度的信任。由于这种信任，温州人之间的交易成本非常低廉。温州人的集体合作精神，在商业领域中有十分引人注目的表现。儒家价值也让一些企业家具有君子精神，他们愿意与别人分享成功，愿意义务地承担公共事务。

　　在一定程度上，温州过去30年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秩序，是我正在构想的“钱塘江以南儒家式现代社会秩序”的一个标本性雏形。

　　但现在，这个雏形已面临危机。问题出在，即便是温州人自己，不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意识到温州经济奇迹背后复杂的文化、社会因素。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而可能在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些因素，那些聪明、刚健的企业家们同样缺乏对自我的清醒、准确认识，因而没有按照温州价值、温州社会结构内在固有的方向寻求发展，而是随波逐流，卷入投机经济的浪潮中。而一旦卷入这样的经济游戏中，温州企业家将不再具有任何优势，也将侵蚀乃至摧毁温州既有的价值和社会结构，从而令温州与其他地方一样，成为富裕的荒漠。

　　最麻烦的是，由于缺乏敏锐的自我认知，温州企业家无意识地消耗温州秩序的价值、社会资本，而没进行价值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温州秩序随着财富的增长反而松动、衰微。

　　我希望，温州企业家和社会精英面对本次危机，能够形成一个更为准确的自我意识，更为自觉地沿着温州秩序的方向进行探索。温州人的财富源于温州秩序，现在，温州人需要重回温州秩序，并且深化、扩展温州秩序。在此过程中，温州人也就可以找到温州经济增长的方向。

　　企业家不仅是财富的创造者，更是价值的承载者，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秩序的缔造与维护者。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那么，温州人不难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增加本地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社会建设投入，改进公共生活品质。同时，进行文化建设，恢复和传播儒家价值观念等等。

　　也就是说，应当有一部分企业家转型为社会活动家，用已经积累的财富支持文化事业。这样的活动，同样需要温州人身上充沛的企业家精神。这些活动产出财富的效率也许不高，但它们可以塑造温州秩序，可以大大提高温州人的幸福感。而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正在于此吗？

　　(作者系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