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民企很受伤 专家称民企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

　　只有从体制上、政策上给予民企更大的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激活民企的活力。30多年前，改革开放形成的体制红利已经被耗尽，时代呼唤新的体制资源给中国民企造血。

　　文 │ 本刊记者  王文正

　　当2011年的第一缕阳光照耀中国大地的时候，每个中国民企老板的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十二五”开局之年的2011，会成为未来五年良好的开端。

　　一年过去了。当我们站在2011年的岁末，当我们坐在一起，再度回忆过去一年的种种时，却感到一种难以表达的苦涩。

　　2011年12月14日，《浙商》举行了一场关于2011年中国民企生存状况的小型座谈会。参会专家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杨轶清说，这是充满争议的一年。中国民企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企业进退维艰。

　　这一年，从“用工荒”到“用电荒”；从融资难到用地难；从传统纺织丝绸业的困境到新兴光伏产业的危局；从制造企业的利润之薄羞涩难言到各路银行的盆满钵满的“不好意思”；从大企业的难言之苦到小企业的苦不堪言；从老板“跑路”到入狱，从企业停产到倒闭……我们的眼前，霎时间闪现无数悲壮而苦逼的身影。而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民企。

　　事实上，今日之危机，与多年来民企生存的严苛环境，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口红利的消失、各类成本的上升、民资出路的狭窄、税负的沉重，国进民退对民企生存空间的挤压……都指向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只有从体制上、政策上给予民企更大的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激活民企的活力。30多年前，改革开放形成的体制优势已经被耗尽，时代呼唤新的体制资源给中国民企造血。

　　有识之士呼吁，我们是到了转变的时候了。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否需要这么快？我们的产业如何升级？我们的体制机制如何转变？一系列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们！

　　争议一：体制改革是否到位？

　　2011年6月18日，由《浙商》杂志、全国商人媒体联盟主办的2011民企投融资大会暨500强对话在杭州开幕。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三荒两高”下的民企突围。

　　“三荒两高”(用工荒、用电荒、钱荒，高成本、高税负)成为2011年中国民企遭受的普遍境遇。在这之中，除了用工荒、用电荒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外，“钱荒”、“高成本”、“高税负”都始终贯穿全年，成为民营企业无法解除的魔咒。

　　“现在我们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比2008年还要大。”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在这次会议上指出，要解决“用工荒”，从企业层面来说，要做到以人为本。从政府层面来说，要改变教育制度，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解决“钱荒”，金融行业就要改变重大轻小的趋向，同时引导游资规范、健康进入市场；要解决“电荒”，能源行业就要实现专业化、制度化的转变。对于民企“高成本”、“高税负”问题，政府要像重视农业一样对待中小企业，少取，多予，推进中小企业税负改革问题，使他们能轻装上阵。

　　细细分析上述“解决之道”以及“三荒两高”的原因，民企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微乎其微，而诸如教育制度的改变，金融行业改变重大轻小的趋向，能源行业的专业化、制度化，以及推进中小企业的税负改革，无不需要国家政策的改革与体制资源的释放，需要民企漫长的等待。

　　遭受“钱荒”的民企大多利润微薄，而放贷的银行却利润惊人。2011年7月，浙江义乌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浙商》记者说，2011年上半年义乌银行业的利润，超过义乌所有中小企业的利润之和；2011年12月，民生银行行长洪崎“银行利润太高，不好意思公布”的说法，再次验证了银行利润高得离谱的说法。

　　高得离谱的还有税收收入。2011年前三季度，国家税收同比增长27.4%，其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同比分别增长35.8%和34.4%，而同期中国GDP增长不到10%。事实上，中国的税收已经连续多年维持在30%以上的增长，增长率已经高于GDP数倍。

　　从2011年开始，政府开始税收体制的深度改革，从年初开始推出房产税，到年末为小微企业减负，表面上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负担。实则不然。实体企业除了17%增值税、25%企业所得税，还需缴纳城建税、教育附加税、地方教育发展费、价格调节基金、堤防费、房产税、土地税、印花税、房屋租赁税、工会经费、残疾人基金，再加上各种罚没收费，企业的实际税负已超30%。

　　“都说中国股市是赌场，我看根本不是赌场，而是杀猪场。由于中国各类税费太多，一旦公司上市其财务趋于透明，则企业就无法逃税，生存就困难。企业赚100元钱，其中90元被以各种税收抽走了。”参与2011年中国民企生存状况座谈会的著名投资人、立元集团董事长郑立说，“所以中国迫切需要达成一种共识，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

　　争议二：垄断是否有增无减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关注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民营企业是战士，是坚守高地的战士。我们要给他们信任，我们要多一分理解。企业的运行有经济因素、有社会因素、有文化因素，不能轻易地把经济因素变成社会因素。我们不能给企业唱四面楚歌，我们要给他们吹冲锋号。”

　　10月25日，首届世界浙商论坛上，浙江省工商管理局局长郑宇民在回答主持人董倩问题时的一番讲话，无疑是2011年最令人感佩的话语之一。一年前，在微博(http://weibo.com)上被疯传的“郑宇民智斗董倩”的一段视频中，郑宇民曾将国企比作“酒”，而将民企比作“水”。不过，到了今年，作为“坚守高地的战士”的民企们，忽然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荒漠之中，最缺的就是政策之水、关怀之水。

　　我们呼唤政策的雨露，体制的阳光，我们当然也会正视民企成长过程中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

　　与同为新兴经济体的印度相比，印度并不过度依赖垄断企业，从而培育出众多有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而国内的民企显然有政策的“天花板”。即使连村镇银行这样的金融开放，民营企业也要投靠在国有银行的大旗下，这实际上严重地抑制了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尽管许多政策照顾到了民企的情绪，但类似政策的设计显然缺乏足够的诚意。

　　杨轶清在座谈会上说，“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一年的营收是4万亿元，而其利润只有2000亿元，其利润率只有5%。但作为民营企业的娃哈哈，一个卖水的企业，高峰时一年400亿元的营业收入，利润却达到80亿元。垄断导致的利润率低下已经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大量的国企存在隐性的亏损，”郑立则建议，“省级以下的所有国有企业都应该改制，只有这样，才能腾出更多的发展空间，创造一个更好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健康地发展。”

　　“现在的民营企业可谓是‘几家欢喜万家愁’。在国企日子好过的时候，往往是民营企业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说，“要改变这些状况：第一，政府要加快体制改变，特别是金融体制；第二，管理的创新；第三，经营的创新；第四，技术的创新；第五，风险防范的创新。”

　　争议三：行政干预是否过多

　　尽管，出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干预措施，试图挽救中国经济。但是，一个大国经济的命运，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4万亿元刺激经济措施，直接将房地产拉到了泡沫的顶峰。

　　于是，一系列限制措施出炉、一系列干扰市场修复的行政干预行为入市，直接扭曲了市场。参与此次座谈会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说，个别地方政府试图用行政的手段调节经济，使得市场丧失了自我调节的能力。

　　长期观察和研究浙商的杨轶清说，现在企业的现状可以用三个“干”来形容：不想干、不让干、干不了。“不想干”是企业自身的情绪；“不让干”是政策无故设置了进入壁垒；“干不了”是因为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无法实现企业转型。

　　“我们是否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们是否要继续从事实业？”杨轶清追问道，“此时反而有许多专家来唱国企的赞歌了，这让许多民营企业迷失了方向。”

　　在参与的座谈的几位专家看来，2012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也是一个很敏感的年份，举棋不定的企业家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看不到营商环境有趋好的未来。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多年前，当李昌平上书总理诉说农民的苦楚时，中国的民营经济正迎来一个春天。然而今天，该是喊出“民企真苦，民营企业家真难，民营经济真危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