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赶超破题：富资源穷观念待变

　　凭借国家级的扶助战略，如何走出“富饶的贫困”，或需要在“进中求快”

　　“我们要缩小和全国的差距，只有一个选项，即加快发展。”龙年春节之后，贵州省长赵克志在北京对《财经》记者说。此时，中央有关加快贵州发展的重要政策正式亮相。

　　2月13日，《国务院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号文件)新闻发布会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议室举行，贵州的发展首次成为国家战略进入公众的视野。贵州省省长赵克志、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贵州省副省长黄康生出席了新闻发布会，这也是贵州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平台上的首次“亮相”。

　　提起贵州，不免让人想起“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三句老话。纵有国酒茅台身价节节高跻身奢侈品，纵有中国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的响溢盛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贵州仍然未能摆脱“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这一窘境。

　　中央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促进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意见，但专门出台促进一个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综合性规划意见并不多见。这也是国发2号文件引人关注的重要原因。此番贵州收获首个国家战略，且含金量颇高，可谓意外的惊喜。

　　扶助全国“短板”

　　“一开始做规划的时候，很多人都没预料到最终批复的文件会有这么多的含金量，也没有很高的期望，估计国家就出个原则性文件，没有‘干货’，没想到最后出来的效果这么好。”文件起草工作主要参加者、贵州省社科院西部开发研究所所长刘庆和对《财经》记者说。

　　据《财经》记者了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贵州省主要领导普遍存在一个观念，认为贵州的GDP不到全国的1%，没有必要争发展政策，中央完全有理由对贵州忽略不计。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贵州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尽吃国家财政”，但贵州是一个有4000万人口的省区，且是多民族地区。贵州的落后不利于地区稳定，也将拖累中国全面小康的实现。

　　国发2号文件出台之前，云南实施“桥头堡战略”，四川获批“成渝经济区”，重庆坐拥“两江新区”，贵州是西南地区唯一没有区域政策支持的省份。有人开玩笑说，中央把我们遗忘了，有人说贵州是“政策塌陷地”，还有人说贵州已被边缘化。

　　事实上，中央高层近两年已经开始重点关注贵州的发展问题。2010年8月以来，包括曾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20多位中央领导先后对贵州工作做重要指示，多次批示国家有关部委认真研究贵州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支持发展的政策措施。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省长赵克志亲自带队赴京向高层汇报，并到有关部委就贵州的重大项目和重要政策诉求等进行汇报衔接，争取支持。

　　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由于贵州黔西南、黔东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而恰恰这些地方的贫困问题又更为突出，国家给贵州的政策支持本来只是考虑就这些民族地区发展出台相关支持文件，“因为贵州不是自治区，针对一个省出单独的全方位支持文件基本上没有先例”。

　　“国家规定到2020年全国同步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通过很多模拟计算最后得出结论，按照贵州的现状及发展速度来看，如果没有中央支持单靠贵州自身力量，怎么努力都没法完成这个目标。”刘庆和认为，这是国家决定出台支持贵州全省而非仅仅民族地区发展文件的重要原因。

　　2011年6月，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省长赵克志再次带队赴京汇报，争取国家进一步加大倾斜和支持力度。随后，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率领41个部门组成联合调研组，赴贵州进行了为期八天的实地调研。10月，国家发改委召集文件起草组成员，对文件进行补充修改。11月，文件被分送到国家有关部门和单位，起草组根据反馈意见再次修改和完善。最终在12月下旬，文件被上报至国务院。半个月后，文件正式出台实施。“这样的速度是很罕见的。”国家发改委西部司有关负责人最近在贵州解读文件时说。

　　黔中经济区作为贵州省内的重点开发区，也将于近期获得正式“名分”。黔中经济区尽管已被推到前台多年，但基本限于贵州省自己喊喊口号，并没有像两江新区或成渝经济区那样得到更高层面的政策支持。

　　《财经》记者获悉，国家发改委将很快于近期发布关于支持黔中经济区发展的相关文件，而国发2号文件中提到的很多的项目落地和政策都和黔中经济区有关。

　　重在差别化政策

　　国发2号文件提出了财税、投资、金融、产业、土地、人才和对口支援等七方面的支持政策。按照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的说法，这些政策都比较明确且含金量比较高，是很“给力”的政策。

　　其中关于实行差别化产业政策的有关规定备受瞩目。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决策咨询专家胡晓登对《财经》记者指出，当前国家对资源加工型行业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而贵州相关产业发展刚刚起步，若按照全国“一刀切”的标准，很多产业项目将很难通过审核，“贵州就真的没救了”。适量放宽部分行业准入限制，对贵州发挥资源优势，吸引社会投资，承接相关产业转移以及建设资源深加工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对西部地区一些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严格节能环保、确保质量安全、科学合理布局的前提下，实行差别化政策。”

　　作为重要的“西电东送”基地，以电力工业为主的能源工业是贵州第一大支柱产业。但同样囿于“市场煤、计划电”体制障碍，贵州的资源优势一直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此次允许贵州率先开展电力价格改革，对贵州进一步发展能源产业无疑是一大利好。

　　文件规定对贵州当地法人金融机构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差别存准率首次扩展到区域支持政策上。在贵州省发改委关于国发2号文件的解读文件中指出，贵州金融发展滞后，难以形成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持续有力支撑。“特别是在执行国家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信贷收缩，往往卡住了贵州企业的脖子，这是以往贵州每经历一次紧缩性宏观调控与全国的发展差距就拉大一次的重要原因之一。”

　　贵州扶贫任务一向艰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1999年的4600多元扩大到2010年的1.7万多元，由相当于西部地区59.3%的水平降为56.8%，不升反降了2.5个百分点。

　　除了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贵州的投入力度，文件还确定东部城市“一对一”结对帮扶贵州欠发达地区。据杜鹰介绍，以前只针对新疆、西藏、青海等省区和一些贫困地区开展对口支援，这次按照要求，“正在协调东部的一些地级市，将来要‘一对一’地对口支援贵州一个市州。”

　　《财经》记者获悉，当初起草文件时，本来设想的是争取东部发达地区1‰到3‰的财政收入对口支援贵州，但这种“输血式”扶贫对于发达地区城市来说缺乏内生动力难以持久。而这次对口帮扶的特点是“造血式”扶贫，是一个双赢的制度设计。“比如共建产业园区，贵州能发挥资源丰富和劳动力充沛的优势，东部地区则发挥资金充足和管理技术先进的优势，两者优势结合，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刘庆和说。

　　2月14日，新闻发布会后第二天，贵州省与深圳市签署对口合作发展框架协议。此前深圳是通过无偿资金捐助等方式帮扶贵州。此次根据协议，深圳市除了继续每年由市区两级财政和国有企业安排相应资金支持贵州扶贫开发之外，还将鼓励深圳企业将其资金、技术、管理优势与贵州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结合，到贵州投资兴业，参与工业园区建设，实现产业梯度转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表示，扶贫重在“扶智”，希望深圳多给贵州输入“软智力”。

　　走出“富饶的贫困”

　　“如果说西部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贵州可以说是短板里的短板。” 杜鹰在当天发布会上说。

　　长期以来，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多年来人均GDP排名全国垫底。2010年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3.7%，西部平均水平的58.37%。包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财政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在全国落后。

　　消除贫困和落后是贵州面临的主要挑战。贵州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的有1500万人，占全国的11.9%，贫困发生率为45.1%。现今，即便是在省会贵阳，贫困依然如影随形。距离市区仅51公里的贵阳市最高处——花溪区高坡乡，是贵阳最贫穷的乡镇，“很多村民都还处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收入不足3500元”。一位贵阳当地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与贫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贵州是西部地区为数不多的资源大省。当年一纸风行的王小强、白南风所著《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对这一矛盾曾有深刻体认与揭示。

　　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与王、白二人同在“农发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求索的杜鹰，在此次发布会上也强调指出，“贵州的贫穷是富饶的贫穷，是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贫穷。”

　　对比山西煤多水少和四川水多煤少的缺陷，贵州水能资源理论储量在全国排第六位，煤炭资源远景储量在全国排第五位，杜鹰说：“再没有哪个省像贵州一样水煤互济。”有“江南煤海”之誉的贵州，其煤炭储量是中国南方12个省煤炭储量的总额。此外，贵州还有丰富的矿产和生物资源。

　　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贵州自然资源丰富，但自然资源是发展的低级要素，而人才、制度等高级要素贵州是紧缺的，下一步贵州要充分利用高级要素来整合低级要素，使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贵州除了经济落后外，生态也极其脆弱，已经石漠化的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9%，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的省份。“一方面经济发展任务重，另一方面保护生态环境的任务也很重，这是双重的压力。中央出台这个文件，也考量了要妥善解决好这些矛盾。”杜鹰表示。

　　虽然“衔金钥匙出生”，但由于与各部门协调的具体政策较多，不少专家对国发2号文件的具体实施效果表示担忧，认为“做不好就是一纸空文”。据贵州省长赵克志透露，目前贵州已对国发2号文件的内容进行细化分解和责任分工，具体实施意见将于近期下发实施，“文件落实到位了，贵州也就上去了”。

　　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易鹏看来，贵州目前的领导班子主要成员都有沿海地区的履职经验，有利于贵州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把握国家战略机遇，充分利用政策红利。

　　此外，曾经任职贵州的中央“大员”亦不在少数，如证监会新任主席郭树清，就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学界普遍认为，这种人脉优势对于协调落实国发2号文件将起到很大助力。

　　事实上，国发2号文件出台之前，贵州已经制定了“赶超”战略。2011年贵州GDP增长15%，为近20年来所未有，增幅首次超过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并实现了居于全国前列的经济增长。据此，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提出要“创造一个高于过去、高于西部、高于全国的‘贵州速度’”。这一提法在今年贵州召开地方“两会”时被再次强调。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官学两界人士对贵州谋求跨越式发展的思路亦多表认同。“就贵州省的现实局面看，它不能完全走‘稳中求进’路子，而是要突出‘进中求快’导向，因为贵州历史欠账较多。”易鹏表示。

　　对“内”开放协调难题

　　贵州寄希望借力国发2号文件实现后发赶超，横亘在这番雄心前的第一道关口是交通。

　　贵州是全国唯一不沿边、不沿江、不沿海的内陆高原山地省份，属喀斯特地形地貌，路窄、弯急，桥和隧道多，交通极其落后。“交通问题从古至今始终是扼制贵州发展的最核心瓶颈。”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决策咨询专家胡晓登对《财经》记者指出，地形造成的交通不便加之畸高的“过路费”，使贵州的交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而且形成了恶性循环。

　　比如贷款修路，由于贵州经济社会不发达，相应地车流量就少，这样贷款的建设与运营主体回收成本的时间就很长，还贷压力也很大。为了减轻压力，只能抬高收费标准。“收费一抬高，物流成本相应升高，影响物流业发展，又进一步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胡晓登建议，应改变贵州物流业发展模式，延长还贷期，降低当期的收费标准，突破当前的发展怪圈。

　　交通落后直接影响开放效果。现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到贵州不久就指出：“对相对封闭的贵州来讲，开放带来的活力，在一定意义上比改革带来的活力还要大。”2011年贵州展开一系列密集的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包括香港招商活动和赴粤沪川考察等在内，从中不难看出贵州扩大开放的急切渴望。

　　在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看来，鉴于贵州物流成本偏高的现实短期内难有改观，贵州当前扩大开放应走内陆开放的路子，不能再像沿海地区那样搞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

　　业内人士进一步指出，贵州内陆开放应加大与华南经济区的联系。胡晓登认为，贵州的开放必须针对像珠三角这样一个与贵州产业结构和资源条件互补性特别强的区域才有实质性意义。如果瞄准周边省区等同质性区域，利用开放带动发展的作用极为有限，因为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大体相同，又同样亟须引进人才、技术和资金，“你缺什么别人也缺什么，同质性强，互补性弱”。

　　贵州华西集团董事长、贵州浙江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徐琨对《财经》记者表示，就他了解到的情况，受欧美市场可能长期萎靡的影响，不少外贸商人已将目标锁定东南亚地区。从江浙一带到东南亚，贵州刚好是交通枢纽的节点。“选择搬迁工厂到贵州可以节约物流土地以及人工成本。也可以选择去重庆、成都和西安。但如果非要对接东南亚，贵州和广西是必须要经过的据点。贵州和广西比，成本更低。所以贵州的地理位置原来是制约发展的劣势，现在变成后发优势了。”

　　与此同时，贵州自己也在积极寻找国外商机。贵州省长赵克志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如同广西的东盟经济开发区，云南的桥头堡战略一样，贵州也能通过搭建自己的平台扩大对东盟的开放。“去年我也到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去推广和招商。下一步贵州将继续扩大与东盟的合作。”

　　国发2号文件中贵州的战略定位之一是“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基地”。中央将加大对贵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坊间说法超过3000亿元。贵州自己在去年末确定的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7650亿元，相比2011年增长50%。

　　业内人士希望此番国发2号文件的出台或将对贵(阳)广(州)高铁工程推进带来新契机。据《财经》记者了解，对推动贵州对接珠三角具有战略意义的贵广高铁正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受高铁事故影响，贵广高铁建设规模压缩，工期延长。

　　此外，由于贵广高铁途经广西桂林等地，贵州与邻省存在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坊间说法是，广西有着自己的“小算盘”。目前，湘桂线、黔桂线和滇桂线全部需借道北海出海，因此广西不愿大西南的物流直接对接广东，而希望发展以自身为龙头的北部湾开发，因此对贵广高铁建设并不积极。

　　“富资源穷观念”待变

　　受政策发酵的影响，近期到贵州考察投资的商人日渐增多，但大多还处于观望状态。

　　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云月投资创始合伙人苏丹瑞(Derek Sulger)对《财经》记者表示，公司青睐在消费力升级及政策支持双重驱动下有着巨大发展空间的中西部地区，目前已在成都、重庆等地有多个投资项目，大部分是消费品行业。最近贵州获得国发2号文件等一系列政策支持，据了解，云月投资也可能视文件的落实情况和目标项目的赢利情况，决定是否涉足贵州。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贵州省发改委关于国发2号文件的解读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关于市场主体的培育，其核心仍然是国企改革和非公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贵州而言，国企改革的重点是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联合重组，以及军地企业融合发展。”

　　为尽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在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的同时，贵州亦在招商引资上展开攻势。2010年底，贵州省政府与央企在京举行大规模签约仪式，共有108家央企参加，签约项目47个，总投资2929亿元。

　　贵州省长赵克志在新闻发布会上亦表示，今后要继续争取央企在贵州投资，“贵州的一个优势就是资源富集，但我们的市场经济环境不像东部那么优化，所以企业在投资开发当中会遇到不少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发挥央企的投资优势，来加快贵州的开发和建设，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熟悉贵州省情的一位专家告诉《财经》记者，贵州有着资源深加工基地和特色轻工业基地的定位，前者是国有占比很大，后者是民营有相当基础，但总的来讲民营经济占比还是偏低。由于很多优势资源基本都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民营经济在贵州比例偏低，发展面临诸多瓶颈，“由于本身占比小，话语权和影响力以及对政府游说能力就弱”。

　　这位专家指出，这次给贵州的战略定位之一是资源深加工基地，既得利益集团把持存量很难动摇，但在增量这一块，应对民营经济参与资源深加工给予支持。“有了这块牌子，在逐渐提高资源在贵州省内就地转化率的同时，也许会让现有国企独占资源的格局有所改变。”

　　徐琨也表示，以前贵州单纯卖铝矿，现在延伸到卖铝型材、铝板等铝产品，需要吸引投资做这些加工产品。目前政府正在研究资源加工产业从国有全资转向国有控股、民营和外资参股，但受制于上游对下游控制，民营企业一时很难在资源深加工和延长产业链上“控股”。

　　此外，徐琨认为，烟酒茶食品等贵州特色轻工业总的来说由于利润薄，对国企吸引力不强，可能是下一步民营企业发展空间所在，但应学习效仿李锦记、统一等知名品牌，用现代企业营销理念来提升效益。

　　2011年3月，贵州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宣布实施“民营经济三年倍增计划”，明确到2013年底，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要从35%提高到40%，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要从62.9%提高到70%。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敏尔调任贵州省委副书记。陈敏尔被浙江媒体誉为“中小企业的救火队长”。有评论指出，这位60后官员的履新，“可能会带来一批浙商投资落户”，将助力贵州正在推进的民营经济倍增计划，改变贵州工业经济在全国版图中的落后地位。

　　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承担了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项目“贵州省省级发展战略”，在项目报告中他提出，贵州与“块状经济”发源地浙江在很多方面颇有相似之处。比如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农民有从事非农生产的强烈愿望，以及山多地少中小企业必须在有限的空间集聚等。报告认为，借鉴浙江经验发展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对贵州很有必要。

　　徐琨是浙江宁波人，对比浙江与贵州的投资环境，他认为贵州由于地处偏远，官本位思想特别严重，“浙江是穷资源富观念，贵州则是富资源穷观念，尽管这些年有了不少改变，但由于贵州落后很多，要彻底转变观念还需要一个过程”。

　　“以工强省”挑战

　　分析贵州去年经济数据不难看出，GDP之所以能实现高速增长，投资拉动功不可没。2011年，贵州固定资产投资5100亿元，增长60%。GDP增长的15个百分点里面，投资拉动就达10个百分点。而产业园区，即为贵州省强力投资平台之一。

　　在贵州省长赵克志看来，贵州工业化滞后，主要是产业园区建设落后。贵州山多地少，在这样的土地资源硬约束条件下谋发展，发展产业园区无疑是提高土地投资强度和投入产出率最有效的实现路径。外界普遍认为，曾在江苏任职长达四年的赵克志对沿海地区工业园区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非常熟悉，这一点将使内陆贵州在接下来的园区建设中受益匪浅。

　　不过，在陈耀看来，贵州园区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受制于自然条件和地方财力，园区基础设施配套还很不完善，“它这个园区不像东部和其他平原地区有那么大的面积，10平方公里、20平方公里的园区在贵州是看不到的，一般就二三平方公里，一个小坝子就算一个园区了”。

　　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喀斯特山区省份，贵州建设用地仅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12%。国发2号文件提出“将贵州确定为全国开发未利用低丘缓坡实施工业和城镇建设试点地区，相关指标单列管理”。

　　承担国家发改委关于贵州发展战略课题研究项目的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对《财经》记者说，“允许贵州把荒山荒坡转化为建设用地，这是含金量最大的一项政策。”根据贵州实际情况，在利用未利用低丘缓坡上进行试点，也就是“向山要地”，而且计划指标实行单列，“是全国唯一一个允许这样做的省份”。

　　“原来我们讲六通一平或者九通一平，沿海现在能达到十一通一平，包括互联网宽带等设施一应俱全。贵州在这方面差距很大，现在基本上能把道路疏通，土地平整，水、电网拉进来，就已经相当不错了。”陈耀说。

　　在贵州省发改委关于国发2号文件的解读文件中亦指出，目前贵州省产业园区建设还存在园区基础设施不配套，产业关联度偏低，在融资平台、投资环境、水电供应等要素方面的保障能力不强以及管理体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

　　此外亦有专家提醒指出，近年来国家批复的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表面上看起来各有特色，也都有自己的定位，但具体到产业规划，都是立足于能源、重化工、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大项目，产业结构雷同布局散乱对资源造成极大浪费。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产业布局规划要有针对性，从政府部门层面来说就是根据各地资源特色和产业配套能力做好产业政策，“关键是发挥市场自身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

　　魏后凯认为，解决产业部门趋同的一个办法是深化部门内产品间的分工以及产业链的功能分工，“比如浙江宁波、嘉兴、温州等地都在做服装，但有的地方做男装，有的地方做女装，有的地方则是做童装，各有侧重。再比如笔记本电脑生产，公司总部可能在日本东京，研发在北京，零部件生产在廊坊，加工组装可能又在别的地方”。

　　“贵州提出要大力发展工业化，结果现在每个县都在拉横幅说要做大工业，每个县都在推工业园区，甚至一些下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县份，既没资源也没有交通优势，也觊觎开展工业项目，周围居民对此颇有意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说。

　　魏后凯强调，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工业化不应遍地开花。“‘工业化’是就一个大区域层面而言，不能把它延伸到很低的区域层面，比如说西部地区一个省要加快工业化是对的，但往下延伸到一个县甚至一个乡镇还说要推进工业化就是不对的。西部有些县本身就是生态保护区，比如内蒙古的有些县就适合发展牧业。”魏后凯认为贵州推进工业化要走“集中路线”，不能“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本刊实习生伍慧琼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财经》记者 陈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