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回归可持续性

　　要增加能源效率、限制碳排放、节约水资源，需要各种激励和政策，但在缺乏好的教育和价值观的前提下，正确的选择会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流产

　　在促进市场效率、增长和创新方面，市场和资本主义激励具有很大优势。正如哈佛大学的本·弗里德曼在《增长的道德后果》中指出的：经济增长对开放的民主社会来说是件好事。但不可忽视的是，市场和资本主义激励在保证稳定、平等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显而易见的劣势，而这会对政治和社会凝聚力造成不利影响。

　　显然，抛弃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因而也抛弃了增长——绝非现实选择，因此只能尽力对其进行调整，使之适应变化的技术和全球环境，从而获得稳定、平等和可持续性。而在这三个目标中，可持续性大概是最复杂且最具挑战的。

　　对许多人来说，可持续性与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相关。未来25年，全球经济规模可能会翻三倍，主要的增长动力来自发展中国家，它们将赶超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并采用和发达国家相似的消费模式。人们开始担心，地球的自然资源和自我修复能力将不堪重负。

　　有些人推论：问题出在增长上，解决方案就是减少增长。但在发展中国家，只有持续地增长才能让人们摆脱贫困，限制增长绝不是答案。替代方案是改变增长模式，从而减少高水平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冲击。

　　然而，现在并没有一种现成的方式能达到这一目的。改变增长方式，意味着从那些不起眼的地方开始，逐步发明出一种新型模式，其中两个关键的部分是教育和人们的价值观。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去理解，这不仅仅是决策者们的事情，个人或集体性的选择都将带来一系列影响。无论我们今天作出什么选择，都将对子孙后代造成影响。

　　但迄今为止，我们的选择都没有太多地考虑到子孙后代。结果是许多发达国家囤积了大批巨额债务，以及规模更大的非债务性负债，而这些都是由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所造成的。

　　我相信，大多数人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作出这些选择的。因此，应该归罪的也正是我们的这种无意识。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入不敷出的模式一旦染上，便会难以戒除。

　　大部分人可能会同意：超出应有水平的社会保障和保险以及资源滥用，会给子孙后代造成负担。但我们没有就谁应该为这些项目掏钱，或谁应该为削减我们的资源消费负责达成一致。将问题留给后代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现在还未出生，也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

　　对于合理的集体或个人选择来说，教育和价值观是最为基本的东西。经济学家指出，要增加能源效率、限制碳排放、节约水资源，需要各种激励和政策，但在缺乏好的教育和价值观的前提下，正确的选择最终将会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流产。

　　好的教育和价值观能推动地方创新，改变生活方式，转变社会范式，还能通过消费者和雇员选择改变企业行为。因此，它们是追求可持续增长模式的关键成分。但它们只是必要的而非充分的条件。此外，我们还需要深思熟虑地制定国家政策和国际协议。

　　有几个显而易见的步骤亟待迈出，在合理的监管下，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让我们的各种建筑变得更加节能，而且不用付出太多成本。以同样的方式，交通运输也可以变得更加节能。有些改变需要进行国际合作，这毋庸置疑。

　　人口众多的亚洲地区以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可持续性是实现自身长期增长的关键，这将有助于全世界的进步。在一个经济迅速得到增长的环境中，这种观念可能会来得更加自然，因为需要对它们的增长模型进行持续不断地审视，并且以可持续性为基础进行调整。

　　假以时日，随着知识的获得和传播，价值观也会改变。然后，以可持续性为目标的政策也会随之而来。但现在我们尚不清楚的问题是：在大规模的破坏或是潜在的冲突到来之前，我们是否能够提前走到这条正确的道路上去。

　　作者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作者：迈克尔·斯宾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