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深化改革方能落实监管

　　有关“吴英案”的罪与罚，将金融监管问题再次推到聚光灯下，而治理之道更在法律之外(详见本期“封面文章”)。历史经验表明，欲有效落实金融监管，须深入推进金融改革。改革的目标，则是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职责和边界，该放的坚决放开，该管的切实管好。

　　目前来看，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仍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热点，这些领域的关键突破，将直接有益于落实金融监管并确保实体经济发展。而随着这两项改革的全面实现，宏观调控政策传导将更加通畅，调控效果将更为明显。

　　在国内，把利率定价权交给市场已刻不容缓。中国从2004年开始推行“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这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经过八年改革实践，本着积极稳妥、风险可控的原则，现在已到了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的时候。

　　必须承认，看似简单的改革背后可能蕴藏着很多风险，需要有关部门做大量功课。比如，利率市场化可能使银行利差收窄、利润水平下降、相互之间恶性竞争、金融产品利率风险放大等等。为进一步增强改革的适应性，必须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利率风险管理体系，完善科学的贷款定价制度和流程；加快业务转型，走专业化、差异化竞争之路；同时注重发挥行业自律组织作用，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竞争秩序。

　　在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的同时，还迫切需要财税政策加大定向补贴力度，确保相关业务开展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努力满足薄弱金融领域的资金需求，特别是进一步推动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领域融资难问题的解决。为此，首先应对小微企业平均贷款不良率进行摸底测算，然后科学确定对应的不良贷款补贴比率，并对低于平均不良率的贷款实施高补贴率，对高于平均不良率的贷款实施低补贴率，奖优罚劣，防范道德风险，强化财税效率。

　　同样，为加大对“三农”信贷投入，可比照美国《社区再投资法案》制定相关法律，即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一定比例的存款投放当地，并允许暂时尚未达标的银行到超额完成任务的银行去购买相关贷款；针对银行的现场检查，不仅要包括常规性的安全稳健性检查，也要包括针对法案执行情况的合规性检查；对完不成一定投放比例的银行机构，要求不得享受任何政策优惠，甚至进行必要处罚，连续多年完不成任务的银行机构，要实施市场退出机制。

　　看全球，稳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机不可失。2005年以来，按照国务院确定的“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人民币对美元已经累计升值30%。去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已经连续12个交易日盘中触及或接近“跌停”，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态势明显。央行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从目前情况看，加快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事实上已基本成熟。决策层宜把握恰当时机，坚定推进相关改革(详见本期“财经特稿”)。

　　问制度，建立和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至关重要。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即已开始对存在严重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实施整顿。时至1998年，人民银行关闭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要求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市场方式退出，市场退出的概念由此正式提出。

　　随后，一些城市信用社、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和个别商业银行先后完成停业整顿或撤销关闭。经过对这些风险机构的处置，中国银行业的金融风险显著减小。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比如停业整顿或撤销关闭的机构资产清收进度缓慢、清收变现比率低、机构债务难以偿付，以致最终市场退出困难。

　　造成这种尴尬的多方面原因，亦是下一步金融制度建设需要突破的几个重点：

　　一是尚未建立统一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中国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公司法》、《企业破产法》、《民事诉讼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如国有商业银行适用于原《企业破产法》，其他金融机构一般适用《民事诉讼法》，但《企业破产法》、《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破产的章节也只体现破产企业的共性，而无法体现金融机构的特性，以致清算中许多问题无法解决，特别是遇到不能全额兑付债务时，没有解决债务纠纷的有效途径。

　　二是显性化的存款保险制度并未确立。在银行机构市场退出过程中，如果小额存款人缺少最基本的保护，这些弱势群体的财富水平就会进一步缩水，并导致社会不和谐、不稳定。

　　三是依靠政府参与清算只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产生行政干预很难保证处理民事关系的公正。公共权力也不应承担个体经营亏损的责任，特别是简单用纳税人的钱为银行机构的债务去买单。

　　为此，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层次清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和清算安排，抓紧研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方案，择机出台组织实施。即只有通过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完善金融法治框架，才能将金融监管落到实处，避免造成新的扭曲，埋下新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