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绥宁水利废标局中局

　　作为国家水利工程试点的湖南省，绥宁县招标中的‘局’和其产生的利益链却是顽疾，看似简单，却无法根治。

　　新金融记者 

　　郝博闻  王海琦湖南、浙江报道

　　引子：浙江人

　　事实上，陈东升在绥宁水利工程中从未中过标。在这桩生意上，他可能是代理人、合作商、中间人——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角色——而至少在他出局之前，都没有成立合法的工程公司。

　　浙江人陈东升，45岁。现在，他是台州一家高档KTV的后勤主管，负责维修那里装修奢华的包房内的音响电器。每天晚上，他看着酒足饭饱的“老板”们被人簇拥着走进大厅——就像两年前他在湖南绥宁一样，那时，他也是老板。

　　在绥宁，浙江人陈东升过得要比现在体面。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许多外出打拼的浙江人一样，陈东升来到湖南，起初在眼镜店做学徒。他并不是安分守己的人，身上有着典型的浙江人性格——谨小慎微却又大胆敢闯。

　　在湖南的二十几年里，他做过眼镜生意、开过百货店，还曾在绥宁租过一幢楼，将浙江生产的灶具低价贩卖。那时，他的灶具卖得红火，压了同行生意，随后，工商部门就以产品不合格为由将店面查封。他在街面上和官员们理论，将诉状递到邵阳法院，最终闹得不可开交而收场。

　　尽管如此，他还是更多地显露出生意人圆滑的一面——作为外乡人，他更懂得与当地商贾、政府官员拉拢关系、礼尚往来。在绥宁，这个精明的浙江人曾经得到的“照顾”远比遇到的困难要多。

　　2009年，陈东升开始从事工程生意。他和绥宁县当地商人合伙，从廉租房工程、中移动基站中赚取工程款。

　　2010年，当中央一号文件确立重新激活农村水利时，陈东升的工程生意开始涉足水利设施建设。

　　也是在这一年，陈东升离开绥宁。他在湖南二十几年的生意，终结在水利项目招标上——事实上，他从未中过标。在工程生意上，他可能是代理人、合伙人、中间人——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角色——而至少在他出局之前，都没有成立合法的工程公司。

　　这是浙江人陈东升的灰色生意。在绥宁，他曾经的生意伙伴、竞争对手与监管部门，多在这条灰色利益链上有着自己的位置。

　　招标书

　　马振兴的质疑，为绥宁这个小县城的水利之乱，掀开了冰山一角。这时身在浙江的陈东升成为他的“知己”。两年前，陈东升同样在水利工程招标上遭遇废标，虽然“失手”的方式大有不同，却同样最终成为有头无尾案，为绥宁水利招标打下问号。

　　出长沙，400公里路程，6个小时后到绥宁。这个全县境内有94条溪流，公开报道中去年水利投资1.2亿元的县城，是陈东升和不少当地工程“合伙人”的发迹之地。

　　当陈东升离开绥宁两年后，再次与这个湖南县城扯上关系，也是因为当年竞争对手马振兴在网上的发帖。

　　这个被陈东升视为“混混”的马振兴是绥宁本地人。2011年11月，他在绥宁县平溪河流域金屋防洪堤工程(下称金屋防洪堤工程)施工招标中失利，被废标后无处说理，于是将过程写成帖子，发到天涯等论坛上寻求舆论支持。

　　帖子中，马振兴所合作的公司——湖北省宏盛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湖北宏盛)，在金屋防洪堤工程招标中，本来是第一中标候选人。按照规则，在公示期满后，这个标底为1552万的小水利工程就可以开工，而马振兴将从工程中获利200万左右。     

　　但不尽如人意的是，2011年12月13日，湖南省水利厅招标办给绥宁县水务局下发了一纸投诉通知，要求招标人——绥宁县中小河流域治理中心取消湖北宏盛的中标资格，并重新确定中标人，湖北宏盛在公示期满后突然被“废标”了。

　　通知里废标的缘由很明确——湖北宏盛出现了“近三年内存在严重不良行为”，违反了金屋防洪堤工程招标文件对投标单位的要求；而事实也记录清晰——湖北宏盛曾在2010年12月的一个小型农田水利项目中，伪造身份证参与招标。其所辖区域的招投标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2010年 12月27日对湖北宏盛作出“取消投标资格6个月”的决定。

　　随后的2012年1月，绥宁县中小流域治理中心才再次确定，原先的第二名中标候选人——湖南省湘禹水电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中标(下称湖南湘禹)。

　　被废标让马振兴大为光火。他甚至想到了“宝马彩票案”：“中了宝马，对方不肯兑现。我就是那个中了宝马的人，还不止一台宝马。”

　　在“失去宝马”的那段时间里，马振兴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废标的争论上，他怀疑湖南湘禹蓄意对湖北宏盛进行了举报。

　　但其后，网上的公开档案中显示——湖南湘禹实际上也有“近三年内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记录——这才是真正让马振兴感到疑惑的地方：“按照正常思维，湖南湘禹有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进行举报。”这就是说，湖北宏盛和湖南湘禹两家公司，都不可能在这个工程中中标。

　　马振兴的质疑，为绥宁这个小县城的水利之乱，掀开了冰山一角。这时身在浙江的陈东升成为他的“知己”。两年前，陈东升同样在水利工程招标上遭遇废标，虽然“失手”的方式大有不同，却同样最终成为有头无尾案，为绥宁水利招标打下问号。

　　2010年8月26日，陈东升参与了绥宁县李西镇陈家村供水工程土建部分的施工招标。同时竞标的企业一共14家，陈东升合作的是湖南省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公司(下称水电一公司)。

　　当然，招标同样以失败告终。原因是陈东升的投标书中，负责工程建设的五大岗位人员里没有写明“造价员”——而依据2004年5月的湖南省水利厅培训文件，五大岗位人员明确为施工员、预算员、材料员、安全员、质检员——在新标准里，预算员改成了造价员。

　　熟知条规的水电一公司，当日就向招标代理公司和绥宁县水务局提出口头异议。并于2010年9月27日，以书面方式向绥宁县水务局等部门提交申诉材料。

　　事实上，提出申诉的不仅只有水电一公司。在这次招标中，不少公司都因“五大员”错误而废标。2012年，湖南邵阳地区将有39个水库工程需要招标，提出申诉的公司都想知道五大员正确定义——到底使用新旧哪个标准——这关系到之后标书的合法性。

　　之后，绥宁县水务局给出书面答复——招标过程是合法的。而至于争议的焦点五大员的正确定义，则不予答复。

　　此后，陈东升作为水电一公司的特派员，周旋在邵阳和绥宁水务局中间解决此事。而直到他离开绥宁之前，这个聪明而又执拗的浙江人和马振兴一样，仍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合伙人

　　但即便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合伙人，也有利益上的纷争。当几路人马在一个项目上竞标，实际上是相互之间的斗争，这里没有合伙人工程公司的实力大小，只有谁更接近“标局”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这两起发生在绥宁水利工程上的废标事件，作为主要当事人的陈东升和马振兴，都是以合伙人的身份出现。他们和所参与招标的公司、当地水利部门，都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合伙人在绥宁当地，乃至湖南省都无法统计出确切数字，他们是众多“标局”背后的灰色群体。

　　没人能界定“合伙人”的身份——事实上，他们都热衷于和官场上的方方面面打交道。因此不少水利工程，总是可以在正式招标之前就被合伙人打探出来。

　　陈东升和马振兴各自维护着场面上的关系。他们与合伙人成立没有实体的“公司”——这当然不需要任何的执照申请，为了降低成本，一切与合作无关的手续都会被取消，因为最大的成本，就是打点人脉。

　　通常，合伙人会在招标前打听到项目的具体细节。而一部分资金会被用于打点官员以及有资质进行工程建设的公司。因为没有资格参与工程，所以合伙人需要在多家工程公司内有“熟人”。

　　熟人会为合伙人开具介绍信和拟定标书，以让其在名义上成为自己公司的员工。介绍信的花费在300元左右，而拟定一份标书的价格则在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这些成本是必须花费的，它可以让陈东升和马振兴扮演不同公司的职员，在实际操作中，又很难抓到证据——在法律上，这种合作是不被允许的。

　　而成就合伙人的，则是工程公司和水利部门。

　　后者基本上对合伙人不闻不问，而前者，则更想通过合伙人代理工程而为公司挣得业绩。“一般的工程企业，凭自己的力量也做不了这么多工程，需要和当地人合作。一般情况下，公司需要找信得过的地方老板进行合作，否则出现豆腐渣工程，公司会被打上不良行为记录。”陈东升说。

　　往往在一个项目中，一个合伙人可能会同时与几家公司合作参与竞标——一如买彩票，投入越多，中奖的概率也就越大。而即便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合伙人们，也有利益上的纷争。当几路人马在一个项目上竞标，实际上就是相互之间的斗争，这里没有合伙人工程公司的实力大小，只有谁更接近“标局”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当时，陈东升找了两家公司——水电一公司和宁乡县一家A公司进行合作。而水电一公司因嫌工程量小，不求必须中标，陈东升就将其作为陪衬，而将宝压在A公司身上。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尽量接近标局的“核心”。

　　“当时我是想行贿绥宁县水务局副局长周某，还找了个领导做中间人，但是这次行贿没成功，因为中间人不肯帮忙送钱，但是承诺帮忙说情。”陈东升说。

　　而这期间，陈东升的朋友去找了周某，那次谈话中，周说：“这次是9点钟开标，8点半才确定底价，我就算告诉你们，你们也来不及改标书。但是这次有领导打招呼的也就你们一家，你们放心。”

　　周某的话，给陈东升吃了定心丸。那次，他将两家公司的标书定价接近200万，并相信“一定能中”。

　　可一个小插曲让这其中产生了波折。开标前几天，水电一公司的预算员打来电话，告诉陈东升，按照招标核算，工程只能定在120万。

　　这并没有让陈东升产生疑惑，反正水电一公司也无意中标，他索性将标书改成120万——这样才能力保A公司。陈东升始终相信，修改价格，定会让水电一公司无法中标。

　　但开标那天，戏剧性的结果产生了。水电一公司的报价居然比底价低了218元，更匪夷所思的是，现场接近底价的还有另一家公司——同样是合伙人的黄某，开出了比底价高222元的标书。

　　可笑的是，在宣读黄某的报价时，现场已经有人开始起哄，“一百多万的工程报价只差222块钱，不用说就是事先知道底价。”而陈东升的价格一出来，更是一片哗然：“陈老板，没想到你有这个本事啊！”

　　“我等于是帮黄某那家公司洗了黑。”陈东升苦笑。

　　如此，本来不想中标的水电一公司，莫名其妙成了胜者。而就在宣读完底价后，招标代理公司却不肯现场宣布中标公司。“说明天网上看公告，我们给纪委打电话，僵持了一段时间，总算看到结果，我们被废标了，理由就是那个五大员。”陈东升说。

　　这之后，陈东升才打听到，水务局副局长周某计划和黄某一起搞李西镇的项目。而另外一些知道内幕的合伙人，则派人拿摄像机跟踪了周某几天，“他们在开标的头一天晚上，果然拍到了周某和黄进了县里芙蓉宾馆的一间房内，呆了很长时间，具体干什么不清楚。”陈东升说。

　　水务局

　　如果在公示期内没有人举报，就可以签订施工合同，如果要举报，最迟也不能超过公示期内一个月。过了公示期再举报，时间晚一些，处理结果也不是那么快了。合同签订后再举报，处理起来就会麻烦一些。

　　“绥宁县平溪河流域治理金屋防洪工程这个项目，依法公平公正公开。”在绥宁县水务局，局长康清焰对新金融记者说。

　　这个困扰马振兴的工程在招标时，采取了评审抽签法(吹球摇号)的评标方式，康清焰将其解释为“过程就像福彩吹球一样”。

　　在他看来，取消湖北宏盛第一名中标候选人资格的原因，也仅是“三年内有不良记录”一项，“因为在招标文件中有明确规定，竞标单位在过去三年内，不得有不良记录。”而根据相关规定，第一名被取消，第二名便可作为替补，于是，作为第二名的湖南湘禹理所应当地成为中标方。最终，在2月14日，项目宣布正式开工。

　　而此时，距离12月1日到10日的前三名候选人公示期已经超过一个月。对于马振兴所说的湖南湘禹同样存在“三年内有不良记录”，康清焰认为，“中间并没有接到对湖南湘禹的举报信息。”但他也说，“通过初步查实，湖南湘禹也确实存在不良记录，在投标过程中，隐瞒了事实，与湖北宏盛一样的问题。”

　　当初，湖南湘禹被区别对待的另一点，是因为“举报已不在公示期内”，并且湖南湘禹已签订了施工合同，与当初被举报的湖北宏盛相比，时间背景已然不同。“如果在公示期内没有人举报，就可以签订施工合同，如果要举报，最迟也不能超过公示期内一个月。过了公示期再举报，时间晚一些，处理结果也不是那么快了。合同签订后再举报，处理起来就会麻烦一些。”

　　但实际上，2012年1月29日，湖北宏盛曾委托合伙人马振兴到绥宁水务局投诉，反映湖南湘禹存在同样问题，并递交了不良记录的文件。

　　对于这个情况，康清焰解释为：“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之中，处理措施还未出来。处理结果是省市县水利部门统一商定。近段时间就会有结果。”

　　而关于李西镇项目“五大员”的问题，康清焰的解释并没有说服力：“五大员资料也是竞标书的内容之一，在开标以前，送投标文件时一起送来的。”像投标文件一样，“五大员”资料也不需要预审，只是在资格候审时用到。之后，投标文件会当众打开，由专家来评分。

　　在绥宁水务局，另一位受访者，被“合伙人”跟踪的那位副局长周某。他的情绪似乎比局长康清焰要激动得多：“实际上，那晚我们同学见面的时候，参考标底还在做，而且第二天开标前还调整了标底，我怎么可能透露？”此外，他也对与黄某合作搞水利工程一事予以了否认。

　　而周某的另一段话却值得玩味：“开标时另一家公司(陈东升的公司)离标底更近，难道说我同时向两家公司透露了标底？”

　　他声称自己并未参与标底定价。在招标当天，水务局还召开招投标领导小组会议，他回忆，代理公司的造价师也参加了会议，共同讨论标底的合理性。并在会后对标底做了微调，“调整得不是很多，也就一两个点。开会之前已说明，散会后，参会人员都不能离开会场，因为标底已确定。”

　　而实际上，工程土建部分的标底不到150万，但最初的邵阳市水利勘测院估价却超过了200万，“这个工程涉及千家万户，估价时不可能准确到具体数字。”周某说。

　　利益链

　　“合伙人找个施工单位来挂牌的情况也存在，但如果调查的话，取证比较困难，因为从账目看，所有的资金都是从公司出来的，合伙人可以通过一定途径，把自己的钱从公司进行转账。这一方面问题的调查与处理，水利厅也在研究。”康清焰说。

　　尽管官员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辩解。但在实际操作中，由水利工程引发的利益链条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在陈东升眼里，每一次中标都要耗费大量的成本。他认为，马振兴为了拿到金屋防洪堤工程，一定打点了很多。而其他合伙人也要去四处打点——虽然马振兴本人对“打点”一事否认，但在绥宁，比较精明的合伙人会在中标后马上请客吃饭，并给其他一起竞标的合伙人一定的经济补偿。

　　“这样大家都有饭吃。”陈东升说。

　　“都有饭吃”，让标局这个利益链上的人，不择手段地去达到目的。而就连安全程度堪比福利彩票的吹球法定标，也在利益的驱动下失去效果——在吹球法定标过程中，每个竞标人都会抓取一个带有号码的乒乓球用来抽签。球被放置在盒子中，由业主方代表来抓。抓住的第一个球，上面标号所对应的投标人，就是第一中标候选人，并依次类推。

　　而在陈东升看来，吹球法表面上看起来公平，实际却可以作假。“比如我是业主方，要保证你中标，就想办法在你的球上留一点双面胶之类的东西，我摸到这个有记号的球，把记号抠掉，然后拿出来，你就是第一中标候选人。”   

　　虽然这一点没有得到水务局方面的证实，但陈东升说：“这不是个谣传。”

　　实际上，在这条利益链上，合伙人是牵起各方的纽带。这个不符合法规的群体，甚至被当局所默认。“合伙人找个施工单位来挂牌的情况也存在，但如果调查的话，取证比较困难，因为从账目看，所有的资金都是从公司出来的，合伙人可以通过一定途径，把自己的钱从公司进行转账。这一方面问题的调查与处理，水利厅也在研究。”康清焰说。

　　但他也认为外地工程企业来做项目，不一定要找当地合伙人。因为本地人要更加熟悉情况，出于这方面考虑，“要处理与当地人民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就算不找合伙人，当地政府也会给予同等支持，至于找不找合伙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陈东升也承认，很多合伙人都有自己本身的职业，只有到有工程项目时，才与工程单位建立联系，并有了“合伙人”的身份。

　　在绥宁，小水利工程在整体水利规划中超过80%。而真正的大型工程，作为散户的合伙人，很少能参与进来。而即便在小的项目中，合伙人要承担财务风险，与其合伙的公司存在管理风险，一旦出了问题，相关处罚也只针对公司。

　　因此，“合伙人”的存在，在康清焰看来，也是谋生的手段，以此来赚钱。至于合伙人的利润分成，也是由合伙人和公司商讨决定的。

　　但如何在招标中对合伙人和公司、乃至水务部门进行监督和规范，尚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出现。周某说：“一个外地公司到一个陌生地方，经常会遇到要占用当地人的土地，取当地人的水等情况，如果没有当地人协助的话，那说不定就会让它吃不消。这种情况，全国各地都是如此。”

　　而作为水利改革试点的湖南省，“十二五”规划中的目标是投资达到300亿元、完成300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并对1272座水库进行加固。推动这个宏大的目标，应是靠有效的监管和法律依据，而非“绥宁标局”中工程公司、一些地方官员，乃至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合伙人”共同组建的灰色利益链——这一点上，每一个工程都应更关注水，而不是利。

　　(文中马振兴为化名)

　　配稿：

　　投标单位本来就不正规

　　专访湖南省政府参事、省水利厅原副总工程师聂芳容

　　■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公平公正的问题，而是中标的施工单位能不能诚信、合作地来完成工程项目的建设。

　　■监管措施实际上已经很具体了，但很难到基层，这就要看基层官员的个人素质了。

　　■现在的条件之下，一些官员帮你做了些事，不请他吃饭、不送他礼是不行的，现在就是这种风气，只要当地官员不到场，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我们对基层了解的情况都是这样。

　　新金融：湖南省去年争取中央水利投资达105亿元，位居全国第一。这笔钱中央投资，在湖南内部如何进行分配？

　　聂芳容：分配的地方主要有中小型水库大坝的整修、人畜饮水安全、小河流治理、水土保持、洞庭湖堤防和蓄洪安全建设等方面。洞庭湖堤防和蓄洪安全建设和水库治理是最大的两项。

　　洞庭湖治理一直是国家的重点项目，这个毋庸置疑。水库整修则主要是农村水利工程，这一方面投入比重大。湖南省是最大的水稻生产地区，灌溉用水量最大，用水是关键，几十年都是重点，再加上去年旱灾那么严重，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显得更加重要。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包括水库建设、灌溉渠道改造和田地平整等，工作量比较大。

　　农民反映最迫切的，也是乡村水利工程问题。我们提出治理母亲河，其实还不如每个村有个“母亲塘”，水利工程要“尝试于民，尝试于乡村”。

　　新金融：它的分配流程是什么？

　　聂芳容：这个流程是很严格的。水库大坝的整修方面，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对这些大坝进行了鉴定，就像给人看病一样，看哪些水库大坝有病，然后确定它需不需要整修，再来确定整修的规模需要多少投资。然后，中央下达文件，逐年拨批下来。但国家并非全额拨付，地方上也要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在国家拨款的时候，钱已经落实到了具体的工程项目，在拨款以前，水利工程的项目以及施工的顺序已经排好了。

　　在前面七八年，整修都是以中型水库为主，到了最近一两年，才拓展到了小型水利。

　　新金融：县级水务局如果进行水利投资或改造，本身的流程是什么？

　　聂芳容：县级层面，在施工的数年前，就已经经过考察做出预算，然后将水利项目申报到省里。申报之后，国家以及省里会按具体情况做出安排计划。

　　国家确定拨款之后，县里就可以开始招标了，向社会发布招标公告，施工单位可以按照要求来投标。经过评标的过程后，中标的单位与业主单位签订施工合同，然后就可以参加施工了。

　　新金融：其中负责监管的是哪些部门？

　　聂芳容：基本是水运主管部门，水利厅、水利局、水务局，不涉及其他部门。

　　新金融：这种对农村水利再一次大手笔兴修的过程中，其过程遇到过怎样的问题？

　　聂芳容：过去，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现在，水利已经是生态和国民经济的命脉。几年前，国家的投资还没有真正进入乡村，还不涉及农村小型水利。直到现在，国家对农村水利的投资也还不是太多，投资力度还很小，但逐渐增加。

　　但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在招标方面，招标的手续基本上在按国家要求运转操作。

　　但业主单位的管理困难比较大，因为在招标后，施工单位也是各式各样的，业主单位管好施工单位，比自己去搞，费的精力还要大一些，这其中涉及诚信，稍微管不住，就要出问题了，这也影响到工程质量了。

　　新金融：地方在招标上的双重标准，以及滋生的保护主义，在水利界是否是通病？

　　聂芳容：这个其实已经不是我们工作的难点了。

　　评标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业主单位评出一个最优秀的施工队伍，来承担工程施工，但以目前的招标市场而言，我们审查起来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不少投标单位就是不正规的。

　　所以，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公平公正的问题，而是中标的施工单位能不能诚信、合作地来完成工程项目的建设。

　　双重标准与地方保护主义，也不是目前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地方保护主义也是有的，业主单位要选择他最可信的施工队伍，这也可能。

　　很难说湖南省的工程项目有双重标准的问题。湖南省水利工程的投标，60%左右都是外省的施工单位中标。

　　新金融：缺乏监管的问题如何治理？

　　聂芳容：就工程质量而言，施工单位偷工减料的情况也有，这就需要监理单位的作用。监理单位是最重要的。

　　首先，监理单位不敢与施工单位合作作假，因为这对它本身的危害太重，只要工程出现问题，就已经不是施工单位的责任，而是监理单位的责任了。

　　监理单位的担子很重，但实际得到的监理费用又普遍比较少，所以很难付出太大精力去监督工程实施，很多监理费用只是一个名目而已。

　　在工程监督方面，对监理公司的选择和投入是非常重要的。

　　工程质量是否达标，实际责任还不在监理单位，而在业主单位的领导班子，也就是当地水利部门官员。

　　现在的条件之下，官员帮你做了些事，不请他吃饭、不送他礼是不行的，现在就是这种风气，只要当地官员不到场，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我们对基层了解的情况都是这样。

　　监管措施实际上已经很具体了，但很难到基层，这就要看基层官员的个人素质了。

　　新金融：怎么看待合伙人群体？

　　聂芳容：合伙人没有相关资质，他们的存在应该是不合法的，但社会风气造成了这群人的存在，他们控制了当地的市场，这已经不单纯是水利工程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