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城镇化重压水安全

　　城镇化重压水安全

　　城镇化过程将给水资源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可能超过其承载能力

　　水安全已被提升到国家安全的角度，然而，中国的水资源到底能否支撑未来20年城镇化的发展，其会对中国水安全产生何种影响，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一过程中对水资源的承载力所带来的诸种考验？

　　《财经》记者专访了国内水资源研究领域的四位资深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昌明、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以及中国科学院水资源中心主任夏军，他们就各自研究领域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详细解答。

　　现实困窘

　　《财经》：中国现实的水问题有哪些，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是否乐观？

　　钱易：中国长期存在一系列的水资源问题。首先是总量不足，人均占有量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不仅如此，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也不均匀。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及人口不断增加，缺水正在日益加重。

　　其次，水污染状况更不容乐观。环保部公报显示，全国400多个主要河流的断面，能够做到饮用水水质达标的只有59.9%，这包括三江源、青藏高原这样人口既不密集，工业也不发达的地区。而在长江、黄河中下游的城市密集区，水质达标的就更少。

　　目前没有公布各个断面在每个省的达标率，就是为了不引起恐慌。各地自来水厂现在已经在想办法提高水的处理工艺，这样做成本很高，但是不这么做就不安全。

　　综合起来看，中国的水问题主要就是三个：水太少、水太多(洪水)、水太脏。

　　许新宜：想要确定各省有没有用水超标、排污达标的确比较难。以用水量为例，我晚上打了一盆水，先用它来洗脸、洗脚，然后再拿去拖地，可以用许多次，到底怎么衡量我的用水量？

　　这并不是一个实数，而是包含了重复计算的部分，非常令人讨厌。假如计量检测体系不建立起来，就很难约束各地。据我所知，目前水利部对到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还是一筹莫展。以此类推，用水效率就更加难以考核，因为它和用水总量相关，总量都测不准，效率不可能准。

　　城镇化重压

　　《财经》：除了考核方面的难题，要守住 “三条红线”，还会遇到什么压力？

　　许新宜：假如到2030年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这条红线守不住，最大的变量就是城镇化，目前看来，压力非常大。相较之下，工业和农业领域的压力也有，但不是最主要的。

　　刘昌明：中国农业用水近些年来一直是“稳中有降”，国家最近的投入也很大，农业用水量不太可能有剧烈增加。

　　有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问题，需要有两点认识：首先，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肯定要走城镇化道路。其次，在这个过程中会对水资源带来巨大压力，可能会超过其承载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必须想办法来保证自身的水安全。

　　《财经》：除了城镇化加速，中国的人口数量预计还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这两个相关的变量对中国的“水安全”来说意味着什么？

　　许新宜：根据国务院规划，中国到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60%。届时中国人口可能会达到峰值的15亿人，这意味着有1亿左右的农民将在未来十几年中变成市民。

　　按照中国城市用水总量除以城市人口总数，可以得出每个人一年的综合用水量大约是100立方米，这是相对较低的用水标准。即便如此，这也意味着到2030年，仅新进城的1亿人口，就会让城市用水总量增加100亿立方米。

　　以北京市为例，原本规划到2020年总人口为2000万人，可去年底就已经达到2020多万人。以目前北京城六区总人口数1200万人计算，总用水量约12亿立方米，平均每人的综合用水量能够达到100立方米左右。但继续按照每年75万人的规模新增人口的话，未来在北京生活，每人一年可能最多只有50立方米的人均综合用水量。

　　还有一个变量需要注意：原本农民在农村里用的水无法随着进城，他们的用水只能由城镇想办法解决，而这会导致地区和地区之间、城镇和乡村之间水资源分布差距的进一步加大。

　　《财经》：上述问题应如何应对？

　　许新宜：长期来看，只有在全国的城镇化进程最终完成，城镇化率达到90%以上之后，各个城镇的人口规模才能确定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统筹水资源的使用。短期来说，各个城镇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缺水状况，这就需要节约用水。当然，是在不降低生活质量标准的前提下节约用水。

　　刘昌明：可以说，水将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大障碍性因素。因此，对于新兴的城镇来说，必须考虑当地的水资源供应状况合理发展，真正做到以供定需。

　　除此之外，还可以借助“虚拟水”概念来帮助缓解区域性缺水。贫水地区不要再继续发展耗水量大的产业，尤其是农业，而是从富水地区调运富含水资源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水资源地区性迁移，就是虚拟水。

　　钱易：西北地区的确应该采用“虚拟水”战略来帮助缓解水资源紧张状况。除此之外，新疆等地所修建的地区性调水设施，也可以缓解一部分问题。

　　但像南水北调这样的调水工程，水资源真的调到北方后，当地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去补充其超采的地下水。北方应积极学习美国加州的经验，把地表水和地下水进行联合调度，建立“水银行”：地表水富裕了，就转存成地下水；地表水不够了，再从地下水中取用。长远来看，存起来的地下水还是属于当地的资源。

　　《财经》：在缓解城市水资源紧张状况的过程中，水价等市场化的因素可以起到什么作用，为何中国水价改革一直进展较慢？

　　许新宜：看水价的作用，英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多年来其总人口上升，但随着水价的调高，总用水量却一直保持不变。精打细算节水的家庭主妇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假如北京市再涌进2000万人口，依照现在的价格，还是没有人会精打细算地用水，那城市肯定无法持续发展。按照世界银行的水价计算公式，居民拿出每年可支配性收入的1.5%到2%用以缴水费，这是合理的。以此标准计算，北京的水价即使变成每立方米10元也不算贵。

　　但水价改革面临着两种主要压力：首先，计量设施不完善，想要实施“阶梯水价”，仅知道每家每户用了多少水还不够，还要知道每户到底有多少人口才行。问题是在北京等大城市中，一家人有几套房，都不清楚，因此根本没法进行统计。

　　其次，水价改革历来受到百姓的特别关注，为什么？因为水自古以来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老百姓一直没明白凭什么用水还要收钱。电价涨，能理解；水价涨，老百姓就骂街。应该给老百姓说清楚：水价不是水本身的价格(有些地方已经在开始征收水资源费)，是包含了建水库、水渠、管道等一系列的成本。

　　“水安全”多途

　　《财经》：为了保障中国的“水安全”，中国在哪些领域里已经做了准备，哪些领域还应加强？

　　钱易：解决水资源问题首先是观念问题，人们到底有没有水资源稀缺的概念，如果有了，行为就会不一样。

　　其次，法治、政策方面仍需加强。水资源从“供给”到“需求管理”的提法已有多年，但有些措施执行得一般。例如，有关水污染的防治处罚力度还不足。目前《清洁生产促进法》正在修订，我提的建议就是要加重违法的处罚。

　　第三，要提高用水效率，发展节水科技。中国的钢铁行业原先用水量很大，因为要用水冷却和熄焦，但近些年采用了干法代替湿法，用水量急剧下降。2001年，中国1吨钢的平均用水量是52立方米，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4立方米，这种变化非常鼓舞人。当然，假如每家企业都能够做到用水最低水平，效率就更高，这就是潜力。

　　夏军：为保障“水安全”，加强宏观调控必不可少。不管是对流域机构还是流域整体的规划来说，不仅要注重“水管理”(water management)，更需要“水治理”(water governance)。后者包含涉水政治体制的变革，亦有体制创新的因素。

　　从水治理角度来说，中国有两个方面需要加强：首先是统筹各用水部门。现在的情况是，工业部门用水不会考虑农业，农业亦不考虑工业，为了实现总体用水效益最大化，流域管理部门必须将工业和农业放到同一个系统中考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的重要性。2011年黄河委之所以拿到“李光耀水奖”，就是因为它在这一领域里取得了进步。

　　其次，目前的难点在于各地还是“GDP至上论”。将来一定要做的是，将GDP增长和水资源消耗量之间的耦合关系解开，用水量减少，GDP还要继续增加。对于中国北方如北京、天津等城市来说，这是一条必须走的路，也是一条非常痛苦、非常不容易走的路。

　　《财经》：在提高用水效率方面，中国未来还有多大的空间？

　　刘昌明：我一直认为核心内容就两个字：节水。节水是提高用水效率的根本，是让水资源合理利用的核心。

　　从工业和农业角度来说，节水都还有很大潜力。目前中国工业用水的平均值仍在200立方米以上，农业用水效率也不足50%，即使18亿亩耕地每亩都只提升1个到2个百分点的利用率，潜力已经很大。

　　现在的问题是，节水还只是一个宏观的提法，具体落实还需要一系列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其中之一就是WUE(water use efficient)指标。假如各行各业都能够找到其合理的WUE指标并认真执行，中国的水安全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

　　《财经》：从开发非传统水资源的角度来说，中国还有哪些领域可以涉及？

　　钱易：最近欧洲比较流行的一个新观念是：污水、废水等是资源，而不是罪魁祸首。其中的水、有机物和氮磷钾镁等，都可以有效利用。欧洲人的办法是进行“源分离”，即在源头就把废污水的排放分开。因此现在欧洲不主张建大型污水管道，而是在小区内就进行处理和回收。中国要实现这一步还有待时日，但这是一个方向。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城市的污水当做农业的灌溉水源。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应该尽可能地把污水利用起来。

　　不过，这个要分情况来看。首先，进行污灌之前，必须要把污水中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净化掉。其次，污水要经过适当的处理，但是处理也是要有限度的，氮和磷是否去除，应该视下游河道的情况区别对待。

　　【作者：《财经》记者 焦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