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瑞灼

　　针对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后，各地严查醉酒驾车行为的情况，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对醉酒驾驶者追究刑责应慎重，不应将醉驾一律认定为刑事犯罪，而应注意与行政处罚衔接。

　　张军的讲话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基于他最高法院副院长的身份，他的话对地方法院和司法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性。作为一名法律职业工作者，我认为“不将醉驾一律认定为犯罪”是法律理性的回归。

　　国人做事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在治理醉驾上就是如此。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醉驾是如此的“放纵”，醉驾现象普遍，却没有引起社会和政府的足够重视，而且几乎不受任何处罚。于是，一起又一起惨烈的交通事故因醉驾而产生。此后，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媒体舆论的强烈批评之下，醉驾者成了过街老鼠，众人口诛笔伐，皆说可杀。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入刑，不管情况轻重，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知道，一个违法行为的处罚，应当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成正比，危害越大处罚越重，反之亦然。醉驾固然可恨，但将醉驾一律认定为刑事犯罪是否太过了？一个人喝了一两瓶啤酒驾车，既没有造成他人的财产或生命损失，也没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意图，却因此认定他犯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与人情常理也不符。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因此，对这种醉驾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按《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处罚，吊销醉驾者的驾照、终生禁驾，这样的处罚完全能起到惩前且毖后的功效，也足够让醉驾者吸取教训了！当醉驾没有造成悲剧，并且可以通过吊销驾照避免醉驾者下一次制造悲剧，再进行刑事惩罚就过于严酷而多余。

　　刑罚不是万能的，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使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达到目的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目前我国重刑主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遇难题，先想刑法。动不动就呼吁立法，呼吁重刑。这种依靠重刑来治国的思路，恰恰是管理短视的表现，必然导致公权力对私权利空间的压迫。公众和社会舆论的认识未必就是准确的，有时甚至是非理性和盲目的。正因如此，才会有人建议设立“见死不救罪”、“闯红灯罪”这些荒唐的罪名。

　　面对社会舆论的盲目和冲动，立法部门应该对法治有理性和冷静的认识和判断，保持足够的清醒。须知严刑峻法，绝非法治文明的体现，更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就醉驾问题而言，当务之急就是最高法院要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醉驾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情形，好让司法实践有章可循，不致陷入标准不一的混乱之中。

　　（作者系法律援助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