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来审视世界经济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并通过多边谈判来达成共识、减少全球失衡

　　■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 格林·斯蒂文思

　　无论以什么标准度量，纽约目前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从市值上讲，纽约股票交易所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同样，美国的公司债市场也使其他国家相形见绌。纽约是世界上一些最大金融机构的所在地。另外，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且比其他国家大很多。但是，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而且非常迅速。中国(很可能还有印度)的崛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如果不发生重大变故，则这一趋势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

　　中国的崛起令人注目

　　1990年，美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欧盟各国合计的占比略高于四分之一，日本、东亚和印度合计约占四分之一(其中日本占全球GDP的10%)，澳大利亚当时和现在的占比都是略高于1%。

　　2010年，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降至约20%，欧盟也大体相同。亚洲大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中国一个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就从1990年的4%上升到2010年的超过13%，在20年的时间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印度的占比在1990年基本与中国相同，并且在2004年之前几乎没有变化。但此后的变化也非常引人注目，尽管目前仍然显著低于中国。由于目前印度的人口结构优于中国，所以我们估计在今后20年里印度的增长将会非常迅速——如果印度继续实行近年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改革政策的话。

　　上述数字都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该组织使用购买力评价方法估计的各国GDP情况。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种表述有些抽象，就像需要对老年人解释购买力平价理论一样。我们可以借助于其他“真实”指标来描绘中国的崛起。截至2009年底，中国的就业人口为7.8亿人，比1990年增加了1.3亿人。单这个增量几乎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就业人数，也是澳大利亚目前就业总人数的11倍。

　　1990年，中国生产了5000万吨钢，而到2010年钢产量就达到6.25亿吨，约占全球粗钢产量的一半。中国的钢产量几乎都用于国内，建设新城市和交通设施。目前中国的钢消费量是美国的9倍。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发电量翻了3倍，2008年超过欧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发电量第二大国。当然，中国的人均用电量目前仍然非常低，但今后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1999年，在国外学习的中国研究生只有大约2.3万人，10年后增加到23万人。

　　所有这些指标都描述了一种情况：中国经济重要性的提高非常显著。在过去20年里，亚洲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稳定的增长，但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变化步伐最为突出。

　　与大多数国家的贸易伙伴相比，澳大利亚对上述变化的感受更深。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以来，亚洲一直在澳大利亚的贸易伙伴中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在澳大利亚的出口中，亚洲地区的所占份额从2003年的大约50%上升到2010年的超过70%(进口的趋势也类似)。仅对中国的出口就从10年前的占6%上升到目前的占25%。

　　当然，不仅澳大利亚一个国家经历了这种贸易伙伴关系的变化。实际上，许多国家都在进出口两个方面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有显著的扩大，而且中国已经是其中一些国家的最重要贸易伙伴。这些国家不仅包括澳大利亚，也包括日本和韩国。显然，贸易一体化正在亚太地区迅速发展。

　　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类似变化。比如，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量不断增加，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份额从1990年的大约3%上升到目前的19%。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对应的是美国从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进口的下降。目前，美国从亚洲的进口占其总进口额的大约三分之一，与20年前相同。由此可见，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替代了其他国家成为制成品的生产国，包括成为许多制成品的最终组装地，而零部件则是在亚洲其他国家生产的。

　　一个更有趣的事实是，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份额仅低于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但高于其他任何国家。

　　所有上述趋势将会继续发展下去，因为中国和印度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方兴未艾。中国政府在未来5年内追求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7%。这一增长速度虽然低于过去5年，但用发达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仍然非常强劲。如果按上述平均速度增长，则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将在5年内超过欧元区，在10年内接近美国。

　　当然未来情况不可能如此确定。中国也会经历经济周期，中国经济不会一直稳定和无干扰地增长。像所有国家一样，中国也会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这些不利因素会妨碍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崛起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随后将是印度的发展。因此世界的生产和消费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全球金融资产正在逐步转向亚洲

　　与上述变化相伴的一定是融资的变化。随着收入的增长，实物资本的积累也会增加(这与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增加相适应)，而这种积累的融资来源是当期收入的储蓄。另外，金融业务的范围、规模和复杂程度也会提高，典型的状况是总的金融债权数量的增长速度高于收入的增长速度。

　　亚洲国家私人储蓄率非常高，这一传统事实使上述趋势更加突出。中国的储蓄大约占GDP的55%，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所以从全球角度讲，目前中国的年度储蓄总量非常可观。从绝对量上讲，根据现有的国民收入统计，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据估计，2010年中国的国民总储蓄达到3.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和欧元区的总和。中国的总投资也是世界最多的——2010年估计为2.9万亿美元。总储蓄与总投资之间的差额大约是3000亿美元，这就是中国经常账户的状况。从净额的角度讲，中国正在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资本。

　　正是由于有如此巨大的储蓄，中国才产生了一些大型银行。按总资产来衡量，在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银行中，中国占了12家。这一数字是所有国家(包括美国)中最高的。从2005年至2011年初，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增长了7倍多，达到26.54亿元人民币。从国内上市公司的市值来看，上海股票交易所目前仍远远小于纽约股票交易所，但已经是伦敦和东京交易所的三分之二。从年度交易量来看，上海股票交易所2009年已经超过伦敦和东京两个交易所。

　　亚洲的债券市场，尤其是中国的债券，也在快速发展。5年前，中国国内债券总余额还不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一半。目前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已经与上述国家相当。

　　因此，不仅全球经济活动的重心开始转向亚洲，而且金融资产也在转向亚洲。但后者的过程比较慢，因为财富存量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过程，目前发达工业化国家仍然持有绝大部分的全球财富。尽管如此，但事物的变化非常快。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相对财富状况的显著变化。认真思考一下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将如何演变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每天早上，澳大利亚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醒来时正好是纽约市场闭市的时候，紧接着亚洲其他地区便开始工作。尽管亚洲市场的规模增长迅速，但在多数情况下决定亚洲交易日基调的仍然是美国或欧洲市场。

　　有时亚洲发生的事件也会影响到全球市场的交易。显然未来这种情况会更加频繁地出现。随着亚洲地区的经济更加一体化以及亚洲金融财富积累占全球份额越来越大，亚洲很可能会更多地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一个“冲击”来源。我现在并不是说华尔街将会按照上海的市场行情进行调整。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仍将非常庞大并具有国际重要性。

　　多边谈判以求共识

　　全世界将会形成几个有潜在影响力的中心，各地的市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中心发出的声音作出反应。美国显然是一个中心，欧洲也是一个。我们还需要倾听和关注亚洲的声音。

　　有时这些不同的声音会发生冲突——就像目前一样。当前的情况是：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疲软之后，美国的经济复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加速；欧洲总体上仍处于低迷状态，目前欧洲各国之间的差异可能是欧元诞生以来最大的；而中国和印度却面对明显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正在设法放慢经济扩张的速度。在清理有问题资产方面，美国的银行明显走在欧洲同行的前面，一个证据是美国的银行正在偿还两年前政府注入的资本金；在欧洲，市场仍在等待有关银行资产负债的完整信息和担心其对公共部门融资的影响；亚洲的银行没有发生资不抵债的危机，而且一直在通过贷款来支持经济增长。如果说问题，亚洲的问题也许是可能出现非理性的繁荣，美国问题是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除日本外，亚洲其他国家的财政状况一般都比较健康。

　　这些差异会引起人们对不同地区之间政策(尤其是汇率制度)差异的关注。我们又重新开始讨论“全球失衡”问题，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导致失衡的许多根本性因素目前仍然存在。

　　正如有人所说的，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认同的理论框架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但找到一个认同的框架和分析方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问题都需要通过对话加以解决，尽管各国可以持有不同观点。例如，许多亚洲国家持有这样一个观念，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保持稳定的工具，而稳定是发展经济和增加财富的基础之一。它们认为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潜在干扰。从很多方面讲，这是战后的一种传统观念，因为当时是美元本位制，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独步天下，所有其他经济体和金融体系事实上都很弱小。但现在亚洲已经不再弱小。

　　而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却具有不同的思考模式。这些国家一般将国际货币体系视为调节冲击和反映不同经济条件的工具。它们一般认为价格变化和资本流动有助于调节资源配置。就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而言，欧洲国家赞同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观点，但在需要保持本地区稳定的问题上，欧洲又赞同亚洲国家的观点。从逻辑和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这些观点都有充分的理由。我们需要了解不同观点，并找到可以达成共识之处。

　　我认为，花很多时间进行双边谈判，尤其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经常项目谈判，并不能解决多大问题。20年前这类谈判就曾涉及美国与日本的经常项目问题。很多问题是多边的，而不是双边的。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已经持续很多年了。美国不仅与中国有贸易赤字。在过去10年里，美国与20国集团中的13个国家有贸易赤字，与5个国家有贸易盈余(与澳大利亚的贸易盈余最多)。双边谈判可能会非常麻烦，这样做不仅会将问题简单化并妨碍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而且会影响到许多小国家，这些国家对双边谈判的潜在效果心存疑虑。因此，在多边环境下考虑和解决问题非常重要。在进行谈判和讨论问题时，应当发挥国际金融机构和20国集团等平台的重要作用。

　　当然，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利益相关方是否认可这些机构的合法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在改善治理结构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毫无疑问今后几年还会有所改善。20国集团比7国集团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已经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这一点非常好，但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最终达成一个对有关国际机构和国际体系作用的共识。如果我们仍然不能使用相同的语言来讨论国际机构或体系的作用，则各国就无法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走得很远。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金融巨人(尽管影响力有所下降)，对达成必要的框架至关重要。当然亚洲也非常重要，亚洲是一个发展迅速、高储蓄的地区，支配的金融资源越来越多，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也应当承担更多相应的责任。■

　　本文为格林·斯蒂文思(Glenn Stevens)2011年4月14日在纽约“美国-澳大利亚协会2011年春季会议”上的演讲。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康以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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