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劳佳迪 报道 制图 邬思蓓

　　就在金融危机的雾霭渐次散开时，中国经济突然与一场空前严峻的电荒不期而遇。即使在淡季，以江、浙两地为代表的工业集聚城市也显露不同程度的缺电端倪。而长江干旱一时间又让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座城市电力告急。

　　眼看夏季用电高峰逼近，昨日，国家发改委决定，自6月1日起上调15个省市工商业、农业用电价格，平均每千瓦时上调1.67分钱，居民用电价不变。

　　此举对遏制猛烈电荒是药到病除还是杯水车薪？电荒是一场突发事件还是有着更深渊源的长远趋势？昨日，记者对话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导石磊、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在晚报“圆桌”上共同“论道”电荒之谜。

　　【韩晓平】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

　　晚报记者：您觉得这次上调非居民用电价格，对遏制各地电荒会有效果吗？

　　韩晓平：效果是会有，但究竟有多大还很难说。根据我们的测算，平均上网电价应该至少需要涨3分。因为上网电价每涨一分，对应消化的煤价上涨差不多是38元，如果涨3分，可以消化大概80多元。现在秦皇岛5500大卡动力煤已经达到830元/吨。况且这15个省市调价幅度不尽相同，浙江、江苏这些用电大省也并未涵盖，所以各地电荒的缓解程度可能会呈现差异化。

　　晚报记者：也就是说，您觉得涨电价可能只是缓解一部分煤电价格不均衡的矛盾，未必可以完全终结电荒？

　　韩晓平：可以这么说。电荒是一个复合型问题，诱因是今年长江干旱造成水电的减少。当然，煤电矛盾的剧化确实起到很大作用，现在发电厂的燃料成本为3.7角一度电，而之前上网电价只有3.8角，哪里有钱可以赚？这直接导致了五大发电集团连年严重亏损，总负债率更是高达85.2%，这种情况下，发电动力当然严重不足。而高负债率还有一个后遗症，前几年发电厂拼命扩张，容忍高耗能项目失控发展，现在可以说是产能集中释放的结果。现在上调电价等于是将电网的部分利润拿出来补贴发电厂，不过，电网本身虽然利润有400亿，但和它4万亿左右的实际资产比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晚报记者：可不可以理解为，用电网利润补贴发电企业难以为继，长远来看，很难治本？

　　韩晓平：现在来看，由于电力改革受到各种利益牵绊，步子迈不大。上调电价即是无奈之选，也几乎是当下唯一可以想到的短期缓解电荒的方法。电价涨了总比没电用好。

　　晚报记者：那您觉得电荒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想治本，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做？

　　韩晓平：归根到底还是电力改革的基本停滞。导致目前电力配置非常不合理。国内电网公司平时可以正常给高耗能企业供电，而在国外，这样的企业买电涉及到安全保证系数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现在许多高耗能企业虽然因为限电停下来，但这些项目并没有撤，一旦用电高峰过去，电力供需紧张缓和，又会启动。

　　晚报记者：依您之见，是不是供电公司就不应该给高耗能企业供电？这个控制权是在供电公司手中吗？

　　韩晓平：有些能耗非常高的企业可以不供电，有些则可以由供需双方协商价格。高耗能企业可以自行和发电公司议价。

　　【杨建文】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

　　晚报记者：您觉得工商业、农业电价上调，会对缓解多城市蔓延的电荒起到直接作用吗？

　　杨建文：作用肯定会有，毕竟价格手段是一种很直观的调控。可以说，怎样做到既提高效率，又使生产成本和居民消费不受太大波及，一直是决策层谨慎思考的问题。从今年形势看，如果不调电价，夏天生产性用电和生活性用电叠合，工业制造业和出口又继续回暖，用电供需矛盾势必锐化。

　　晚报记者：您是说这场电荒会因为涨价而终结吗？

　　杨建文：这要看电荒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最根本原因是金融危机后，虽然经济在逐渐恢复过程中，主要还是由出口加工型为主体结构，我们实际上缺少替代产业。而危机中，电力需求是被压低了，危机后货币政策一度转为宽松，造成投资井喷，所以用电需求急速反弹。另一方面水力发电能力的减弱这一特殊情况又驱使电荒提前。

　　晚报记者：也就是说，长江干旱只是一个推动因素，电荒背后潜伏着产业的结构性缺陷。

　　杨建文：非常对。我们一直在说结构调整，但加工制造业比重仍然很大，消费拉动力并没有起来。能源价格结构也没有调顺，因为涨电价虽然可以提高效率，生产成本和居民消费牵涉面太大，决策层很谨慎。另外，近几年对替代能源很重视，实际收效却有限，除水电和核电做得较成熟，其它种类实际替代作用并不大，反而导致了设备领域产能的低水平过剩，很多企业是打着新能源的旗号发展制造业，这一过程中又消耗了很多电。

　　晚报记者：我们的问题可能在于旧的产业层次正在转型，却又没有达到“质变”，所以内在问题在电荒影响下呈现出激化。那您觉得是否在产业转型取得根本性突破前，电荒问题将成为近几年常态？

　　杨建文：这是很有可能的。从历史看，电荒发生，各地小水电、小火电设施会加快建设，装备制造业手中订单激增，电力紧张会缓和。但小水电、小火电本身能效不高，整体又对生态影响很大，电荒一旦缓和后，国家会下大力气治理整顿，所以根本问题还在于产业转型的突破。

　　晚报记者：您判断，大概会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完全摆脱电荒的袭扰？

　　杨建文：具体时间不好说，但当前中央已经明确了经济转型的主线。缓解电荒的短期治理无非是行政限电和市场提价，两者都会提高企业淘汰率，所以电荒有助于推进整个产业转型的过程。

　　【石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晚报记者：您对此番上调电价的缓解作用是如何判断的？

　　石磊：电荒如果只是季节性的，当然不必过虑，以价格机制调整高耗能产业在全年的产量分布，增加用电高峰季节电力生产能力，季节性电荒便可缓解。如果季节性电荒是偶然发生的，也不必过虑，比如水电产量今年因长江干流水荒而下降，一旦导致电荒的偶然性因素消失，电荒也随之消失。然而，从多年来的电力供求状况来看，我国的电荒既不是季节性的，也不是偶然性的。

　　晚报记者：也就是说，您也赞同长江季节性水荒是一个诱因。

　　石磊：如果只关注今年电荒为何提前，仅从水电下降及其相关影响便基本可以解释。然而对于解释我国电荒的形成机理而言，这个季节性的甚至偶然的现象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为何多年来“年年电荒都相似，年年调节年年荒”。仅就今年电荒提前出现而言，长江季节性水荒当然是一个最直接的短期原因，水电产能显著下降加剧火电压力。近年来国家为控制资源过度开采和污染，大批高耗能的中小能源企业的生产受到合理的限制，煤电矛盾因此加剧。电在下端，煤在上端，下端需求量在增加，上端供给量收缩，煤电矛盾加剧是必然的。

　　晚报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高能耗企业的“合理生存空间”是根本，也就支撑了本质上说，电荒无法完全靠价格手段缓解？

　　石磊：是的。现在我国每吨钢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15.4%，火电每度电煤耗高17.3%，每吨水泥综合能耗高52.9%；每标准单位平板玻璃能耗高46.7%；原油加工单位综合能耗高 45.2%；每单位纯碱能耗高33.6%；每单位乙烯综合能耗也高27.6%。这些都是我国大宗投资消耗品，是制造业的必需品，在制造业中总量中占比高且不可替代。所以，只要这些部门能耗水平没有实质性下降，电荒就是必然的；只要制造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长期趋高，电荒就是长期的。

　　晚报记者：电荒是荒在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耗能产业的持续大规模需求上，高在大宗投资品生产高能耗上。那长远来看，缓解电荒的有效途径有哪些？

　　石磊：基本上有三种选择，一是显著降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而显著降低对上述高耗能产品的需求，二是显著降低上述产业的能耗系数，三是抓紧研发新能源，并改造传统能源。但考虑到我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上升时期，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还将持续走高，中短期内要显著降低上述投资品需求是不可能的。所以剩下的只有后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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