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国家各自的做法都是在转轨后的民主体制下、民众自己在多元政治的各种主张中投票选择的结果，所以民众对这些选择也有足够的承受力

　　康慨

　　金雁的这本书澄清了许多长期以来受到忽视、遮蔽和曲解的重大问题。通俗地讲，这些问题包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东欧陷入了政治混乱，并且越来越乱吗？东欧人民普遍感到没有保障，甚至今不如昔吗？最近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东欧诸国，甚至让它们陷入了灭顶之灾吗？以及——社会主义已经在东欧死亡了吗？

　　这些话题之所以重大，是因为它关系到路线问题。同时，金雁女士也并不避讳将东欧与中国做些比较。比如，中外的“转轨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喜欢以“东欧困境”对比“中国奇迹”，认为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东欧是激进的革命，中国是渐进式的改革，而渐进是优于激进的，“奇迹”与“困境”的对比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们错了吗？

　　首先，两种改革的基础并不一样。金雁女士在书中说：“改革前中国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人人无利，只有受损多少的过程)……东欧人所处的是非帕累托过程(甲得利乙受损的过程)。”因此，中国改革取得了更为显著的经济增长，而东欧诸国无一例外地暂时受挫。其次，由于东欧转轨伴随着民主化的过程，各方讨价还价的过程消耗了许多民主协商必需的成本，而中国避免了相关支出。第三，东欧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福利开支，这种开支不仅是为了延续旧体制下全民保障的维稳之举，也是其加入欧盟的一个必要条件。

　　金雁女士专务苏联东欧研究，“休克”之初，她便在华沙大学做访问学者，2009年，即东欧转型二十周年之际再度巡游多国。故而《从“东欧”到“新欧洲”》一书所收的多篇文章，结合了她的实地考察与对相关国家学者和普通人的采访——读者还可从书中看到漂亮的金雁女士和她的丈夫、另一位著名学者秦晖在东欧多种旧时代遗迹前的留影，现场观感加上历史回顾与现实分析，更具说服力地为我们拨开了笼罩在对今日东欧之认识上的片片疑云。金雁看到，东欧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固然算不上喜洋洋，却也绝非水深火热。因为“这些国家各自的做法其实都是在转轨后的民主体制下、民众自己在多元政治的各种主张中投票选择的结果，所以民众对这些选择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对国有资产的处置，无论匈牙利的“只卖不分”——面向外资全部卖光；还是捷克的“只分不卖”——以投资券形式向全体国民平等(不是平均)分配；或者波兰从雇员买断，到管理层与雇员共同买断和管理层买断的长期过渡，都是各方利益主体“反复博弈的结果，而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背井离乡的事的确常见，但这与劳动力的自然流动有关。正如中国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农民离开家乡，到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打工一样。而在加入欧盟时，西欧已为东欧诸国设置了很高的“福利门槛”和“劳工权益门槛”，“以严防‘血汗工厂’的‘低人权优势’在经济一体化中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因此，入盟过程“与其说是西欧向东欧输出‘资本主义’的过程，毋宁说是向东欧输出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那一套。”

　　以德国为例，统一后的8年时间里，西部向东部输血高达7740亿马克，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劳工权益体系，同时也使得西部的资本无法在这样的条件下到东部投资开办“血汗工厂”。原东德在东欧地区引以为傲的制造业失去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因此萧条，东部青年纷纷前往西部打工谋生。

　　金雁还向我们指出了转型国家种种令人迷惑的“价值错位”、“阵线颠倒”和“角色互换”现象。比如，在推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时，社会党往往比右派政党更坚决和激进，而右派反而更重视社会保障和公民福利。德国的左翼政党以西部人为党首，领导右派的却是来自东部的安格拉•默克尔。

　　无论如何，中国是成功的，“中国奇迹”也是实实在在的，改革开放对中国人民今天能够拥有的一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考虑到中国改革比东欧的转轨早了11年，其生死攸关的意义与破釜沉舟的勇气就更值得嘉许。况且东欧的转轨——无论当初的“剧变”，还是随之而来的“休克”，以及欧洲化亦即现代化的进程，外力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中国是在山穷水尽之时，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方有柳暗花明的新气象。从改革开放到“中国模式”的演进过程脉络清晰，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些是历史遗留，有些全然新生，有些被归为不得不支付的必要成本，有些则被视为尚未清偿的积欠债务。但让我们多少可以感到乐观的是，这些问题正在逐渐暴露并有望成为进一步改革的迫力。

　　《从“东欧”到“新欧洲”》的十六篇专论编为三个部分，分别述及东欧现状、“剧变”前的求索和“前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都很好看，我相信也都能给读者带来启发。关于苏联和东欧“剧变”前后的教训，我们的学者已经撰写和发表了难以计数的文章与专著。但关于东欧转轨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却很少能够读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雁女士给我们展示的，的的确确是一个“新欧洲”。

　　本文中的东欧一词没有加上引号。作为一个不稳定的地缘政治概念，“东欧”的称谓在冷战期间最为通用，但今天亦未完全过时。比德洛(Robert Bideleux)与杰弗里斯(Ian Jeffries)2007年仍以这一称谓出版了《东欧史：历史与危机》一书，同样以此进入书名的专著二十年来不胜枚举。结合语境，东欧所指仍为原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中东欧和巴尔干各国。“新欧洲”之所以名噪一时，则更多是由于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一篇让“老欧洲”大为恼火的讲话。它当然不是正式称谓，却真切地带给我们某种特殊的感受，尤其是通过金雁女士的这本著作，“新”的感觉更为强烈。今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欧洲四国之行以波兰为终点站。他在华沙表示，从该地区蓬勃的自由和经济发展中受到了“巨大鼓舞”。这或许同样是“新欧洲”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

　　《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金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48元本书是一个历史学者对“东欧”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现状的观察与评论。有现象，有分析，对于读者了解目前“新欧洲”的真实情况，颇有助益。分上篇“金融危机后回首看东欧”，中篇“波兰独立之路与南斯拉夫民族独立问题”，下篇“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共16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