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中国，与150年前的美国，在某些方面的类似表现，或许可以用马克·吐温的话一言以蔽之——历史不会重演，却总会惊人地相似。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私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中国已产生数量庞大的富人群体。据《胡润百富》的统计数据，2010年全国大约有千万富豪96万个，十亿富豪4000人，百亿富豪200人。

　　而美国经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一路高速增长，并成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大企业家，如石油行业的洛克菲勒、钢铁行业的卡内基、汽车行业的福特等。在这个马克•吐温眼里的“镀金时代”，大量财富迅速集中在私人手中，造成了美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问题。

　　正因个人财富的迅速积累和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使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富豪们纷纷成立慈善基金会，推动了美国慈善业的迅速发展以及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改良。这批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基金会相继诞生，使美国慈善业进入一个新阶段，有人称之为美国“慈善工业时代”的来临。

　　现如今，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那么，中国的“慈善工业时代”是否即将来临？

　　实际上，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允许民间成立基金会开始，短短六七年时间，由富人或企业出资的非公募基金会雨后春笋般地成立，其数量与发展了三十年的政府背景公募基金会已旗鼓相当。

　　2008年至今，富人慈善话题热度也大大升级，一方面是汶川地震带来的公民意识觉醒，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已经到了考虑财富归宿的节点上。

　　随着资产积累到一定程度，中国第一代富豪对金钱的认知日渐趋于明智；当财富数量的增加已难以再增加其幸福感时，为他人花钱，反倒可以让人得到幸福，自身精神境界亦得以升华。此时，企业家就随之升华为慈善家。

　　放眼国内，已有越来越多像曹德旺、余彭年这样豪捐几十亿资产的慈善家出现。

　　诚如“裸捐”富豪余彭年所慨言：“儿子强于我，留钱做甚么；儿子弱于我，留钱做甚么。”他认为，子孙如果有能力，自会比自己做得更好；如果没能力，整天花天酒地甚至黄赌毒皆沾，有钱反而害了他们。

　　而本期封面人物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也说，从福耀股票的分红所得，自己也花不了，也无需投入到“再生产”，除了捐出去，别无所能。

　　我们承认合法财富的自由处置权，无论作为遗产留给子孙也好，乃至个人去进行高消费也好，只要是基于合法且遵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就没什么可说。从社会作用观之，留给子孙也很可能创造新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即便用个人财富进行高消费，也会带动一系列的市场效应。

　　不过，显然我们更为欣赏那些捐献给慈善事业的财富处置行为。我们乐见企业家们纷纷将一部分财富投向慈善领域，汇一条善的河流，促进社会的持续进步。这无疑是比他们的商业理想更大的情怀，也将给未来企业家们带来新的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