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蒙周

　　按照到6月底为止的时间表，只有科技部一家公布了2011年度的“三公消费”预算。其后，舆论批评之声四起，压力面前，中央各部委办加快了披露节奏，截至9日，又有4家单位公布。即使如此，中央各部委办大多数仍然未予公布。

　　他们所以爽约，背后定各有原因或隐情。有意思的是，8日这天，财政部率先公布了经汇总后的2011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预算，这个数字为94．28亿元。与此前公布的去年的实际支出94．7亿元相比，今年的“三公经费”预算减少了4200万元。既然财政部的这两个汇总大数都可公布，人们会禁不住问一问，为何各部委办对各自具体的数目还要捂着掖着？

　　目前已经公布“三公消费”数字的，计有科技部、中国工程院、国家文物局、新华社和教育部。按照一般理解，这些部门多属清水衙门，属于权力末梢部门，其本身的“三公消费”不多且管理也相对较为严格。公众较为关注的一些关键权力部门，却迟迟不肯公布相关数字。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劲松在5月份曾专门致函各部委办，要求公布各自的“三公消费”情况。截至7日，共有13个部门给他回复，其中的多数表示将尽快公布，但也有工信部、发改委等3个部门表示，这些事项不属于依申请公开的范畴，所以在回复中不予公开。

　　由此，“三公消费”数字是否都能按时公布，是否都会公布，倒真的成了问题。从已经公布的情况看，无论是部门数字，还是财政部给出的大数，虽然引起一定程度的质疑，但在总体上，民众和舆论还是理解和接受的。对财政部今年的预算数字下降，舆论甚至给予了肯定。有了这样的前提，那些还在瞻前顾后，犹豫踌躇的部门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真实的动机。

　　今年3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要求：一、2011年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二、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报告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3个多月过去，总理的话言犹在耳，但多数部委办却按兵不动。当然，将“三公消费”透明化，还是史上第一遭，何时公布、如何公布，大家有个理解政令和互相比照的过程，慢一点、公布形式乱一点，相信舆论会宽容对待。但是，如有部门以此为由，故意拖延，或者就是一副消极对抗态度，拒不执行，那就要从制度设计和行政问责两方面入手，予以彻底根治。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已经3年。根据条例，政府和政府各部门有责任公布类似于“三公”经费这样的敏感信息。但是，此条例仅规定了“该如何做”，却没有规定“不这样做该怎么办”，也就是没有作为约束、问责机制的罚则。这种配套上的欠缺，使得无论中央部委办，还是地方政府，普遍缺少公布政务信息的动力和责任。是否公布和如何公布，往往取决于一把手的愿望，也就是说，一个本该通过法治解决的问题，到了执行层面，反而变成了人治性质。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起草时，曾经发生了一场“法治国家”的用字争论。有人认为，该用刀旁“制”表述成法制；但有人表示，该用水旁“治”表述为法治。最终，1997年9月12日通过的报告，采用了水旁“治”：依法治国。著名法学家李步云是最早为此事上书高层的人。他解释，刀者，专政工具；而水，寓意“平之如水”，这才是法治精髓所在。法制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及法律制度，它可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法治则强调一个国家处于依法治理的一种状态，它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2008年5月4日，温家宝透露，组织主持起草该报告的人，就是他自己。

　　所以在此说这件不算久远前的事，是想进一言，任何社会进步都由人推动，但最终解决问题还要靠制度和法律。在“三公消费”披露问题上，这样的原则一样适用。很多时候，仅凭一种善良的愿望，并不能真正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