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56875.8亿元，同比增加13526亿元，增长31.2%，财政收入连续数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则确实罕见，更发人深省。

　　用经济增长解释财政收入高增长“力有不逮”。以2007年全年51304亿元的财政收入计算，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超过2007年全年约11%；而2007年GDP为246619亿元，今年上半年则为204459亿元，若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看，2007年为20.8%，而今年上半年为27.8%。这显示当前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的急速飙升。

　　财政部用价格因素诠释全国财政收入高增长则可以说抓住了核心。财政收入按现值征收，价格上涨自然使其增速高于按不变值计算的GDP。当然，财政收入高增长也反映了同期实际通胀水平要显著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具体而言，上半年GDP为9.6%，CPI和PPI分别为5.4%和7%，而财政收入则高达31.2%，反映财政收入所隐射出的价格上涨因素要显著高于CPI给出的水平。如营业税上半年同比增长24.4%，而与此相关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为16.8%，若剔除营业税中房地产、交运和金融等所缴的营业税(上半年房地产等领域营业额增幅呈持续回落态势等)，向消费品征收的营业税增速要显著高于财政部公布的营业税增速，而以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计算的营业税更多地源自价格上涨。这充分凸显出当前财政收入增长带有典型的价格效应。

　　不仅如此，财政收入中日益突出的价格效应，使当前财政收入增长透射出明显的非稳态泡沫隐患。这突出地反映在当前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主要源自不可持续的投资高增长，继续依靠投资维系财政收入高增长就更多地依赖于加大投资规模所带来的价格上涨因素。它具有“螺旋效应”，既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政府与国企借助正规金融系统提供的廉价资金进行投资，然后投资推高大宗商品等原材料价格，进而向消费品等更广泛的商品领域传导，推动整体通胀水平，从而致使按现值征收的财政收入维持较高增速。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政府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高增长，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之特征。毕竟，在当前经济增长结构下，那个部门的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实际上是下降的。

　　需要警惕的是，当前政府与国企已积累了巨额债务，其可自由支配的财政资源越发有限，难以支撑下一轮投资刺激；同时日益强化的通胀所带来的储蓄负收益引发了大量的金融脱媒，致使正规金融机构可贷资源越发有限。

　　真实投资增速回落势必将压低财政收入增速，这造成“反向螺旋效应”。无疑将使决策层陷入困局：提高投资率必须拥有充足的可支配财政资源和垄断利润，而要增加财政收入就需提高投资率，同时提高投资率将强化通胀预期，从而进一步抬高投资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进而引发更多的风险隐患。

　　我们认为，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殷鉴。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辜朝明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揭示出日本1990年代经济衰退的财政刺激和投资因素。即日本为摆脱经济低迷采取了财政刺激支撑日本经济的做法，起初政府投资提高了经济增长、增加了财政收入，且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又反过来增加了政府财政刺激的信心，使日本财政收入呈现出典型的投资推动型泡沫——投资率越高，财政收入越高，政府资产负债率越高。最后直到日本政府通过借贷等推进投资的游戏难以为继，并导致了大量无效投资，使日本银行受困于不良资产的噩梦之中，这时财政收入的高增长泡沫也截然而止。

　　当前中国确实已显现出政府和国企投资推动经济，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之局面，且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正使政府内部要求扩大财政支出的声音占据主流地位。诸如增加社保、医保、教育和住房保障等投入本身是好事，但不得不指出这是建立在当前财政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而当前政府财政高增长却带有典型的非稳态价格效应。因此，当前决策层必须要警惕当前财政收入高增长中所面临的非稳态泡沫隐患，尽快推出轻税薄赋的税制改革促进私人部门发展，戒掉政府可以在各个领域更有作为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