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

　　上半年的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基本满意的答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6%，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滞胀的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是，消费物价指数（CPI）上半年为5.4%，特别是6月份达到6.4%，创3年来新高。猪肉价格6月份更是同比增长57.1%。通货膨胀压力之下，对物价敏感人群也在扩大。要完成全年CPI控制在4%以内的目标，难度很大。

　　按照一般的逻辑，既然猪肉价格对CPI影响那么大，那么首先应该找“老猪”是问。的确，扩大猪肉供给，猪肉价格上涨压力就会下降，但是，猪肉价格就会一路狂泻吗？细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其中诸多因素仅靠“老猪”是无法消除的。养猪的成本在增加，饲料成本上升，人工成本上升，这都是“老猪”之外的因素所造成的。再追问下去，我们可能就会发现饲料成本和人工成本上涨的其他原因，特别是其中的货币扩张因素。

　　货币过量发行是通货膨胀的最基本原因。虽然，在短期内，过量发行的货币可能被实体经济所吸收，或者停留在构成有效需求的路上，但是，过量发行的货币最终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并不会因短期内物价未发生大的变动而改变。就像现在的美国，已经实行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最近货币政策还在酝酿第三轮扩张。经济的全球化和美元化帮助美国消化了不少过量发行的美元，但流出的美元最终还是会回流美国的，到时我们再来看，那时的通货膨胀绝不会是温和的，而一定是来势汹汹的。

　　当前中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大与货币的过量发行不无关系。超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太大。虽然银行强制结售汇早已取消，但是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面前，各种经济主体没有理由把外汇留在自己手中。中央银行因结售汇被动发行货币已经有17年之久，因此多放出的货币，早已在市场中兴风作浪。中国所特有的“一行三会”宏观金融管理体制，使得银行放贷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中央银行所左右。数年来银行信贷规模的快速膨胀也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意味着游离于央行之外的货币扩张程度在加深。央行束手无策之下，有了宏观金融审慎监管的探索。但是，监管本来是微观的事，是为了保证所监管金融企业的正常运转和安全运行而进行的。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以干预金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为前提的。

　　由于缺乏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用已经发挥到极致。在市场经济中，本来不应该常用的存款准备金工具被频繁使用，甚至还“发明”了“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明显地，这是微观干预的表现。货币政策捉襟见肘，稳健货币政策的含义令人费解。说它是紧缩吧，外汇储备方面又释放出大量的货币；说它是扩张吧，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一再提高又说明它是在紧缩。

　　货币政策的问题还可以列出许多。在对内货币紧缩之际，国内中小企业资金短缺，民间利率居高不下，如不加以审慎处理，中小企业一旦纷纷倒闭，会对就业带来很大的冲击。此时，我们需要反思一个问题：货币扩张时，好处为谁所获得？货币紧缩时，又是谁在代为受过？货币政策作为主体受益者与受损者的不匹配，也表明不同企业所需要的金融环境是有差别的。如何用心呵护，造就良好的金融生态，还需费心费力。

　　物价高企的背后，是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角力，你涨我也涨。但是，这只是表象，归根到底还是要从宏观金融管理体制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如何改变货币的被动发行，这是中央银行需要首先解决好的问题。

　　此外，美国联邦政府国债发行上限已经达到，如不突破，国债有违约的风险。欧盟主权国家债务危机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外围国家的债务危机最终是否会导致德国和法国的债务危机，尚不得而知，但问题的严峻性，已经迫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搭配问题了。欧元区宏观经济运行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匹配，即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各自为政。这对中国的启示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财政政策是要继续维持扩张，还是要转向紧缩？货币政策走向不明，给财政政策的选择带来了难题。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至少以下几点是可以着手来做的：构建规范的政府间财政关系，让总体上可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规范财政支出制度，进一步提高财政透明度，即使财政收入下滑，也能够保证公共服务改善的需要；改革政府收入制度，在规范非税收入的同时，促进税制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