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媒体公布了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省三甲医院满意度调查报告》，对全省47家三甲医院的“头孢呋辛”片剂和“雷尼替丁”胶囊的价格抽查结果表明，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款药品，在不同医院价格相差竟然超过三倍。

　　同一款药品不同医院的价格相差三倍，实在不可思议，更让人怀疑高企的药价背后有多少水分？有多少猫腻？药品零售最高限价是怎么定出来的，有多少合理性？

　　从这次调查的两个样本看，一种是深圳立健制药公司生产的规格为250ｍｇ×12的头孢呋辛片剂，价格最低是五邑中医院为13．764元，价格最高者为东莞市中医院49．5元，两者相差超过三倍，而北京大学深圳医院41．3元的价格则刚好与国家发改委最高零售价格一致。如果说头孢呋辛片剂的价格乱象是因为地区差异，但同一座城市，同一厂家生产的雷尼替丁胶囊，在中山市中医院和中山市人民医院的价格差也超过三倍，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国家最高限价41．3元的药品，医院可以13．764卖给患者，即使是医院“零加成”，那我们也想问问这样的国家限价有什么意义？

　　不过，抛开具体问题，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一下，同一款药品不同医院价格相差三倍背后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官方调查机构将此事披露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无容置疑，药价虚高，价格混乱，大大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增加了社会成本，从这个角度看三倍差价的出现对普通百姓来说显然是一件坏事。但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这却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可能是一件好事。首先，三倍差价的出现，让这件事情有了追问的价值，使社会公众和舆论去关注去追问，通过不断的追问，让事情真相浮出水面，让公众明白为什么同一款药品价格会差三倍。我们也期待着真相与解释。

　　其次，同一款药品价格相差三倍，也说明医疗、医药行业的发展存在巨大不平衡，说明不同医院的盈利模式和道德良知有着巨大的差距，有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改善的空间。以头孢呋辛片剂为例，五邑中医院的零售价只有国家发改委最高限价的三分之一，不管是五邑中医院是想以低价来提高医院的竞争力也好，还是他们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也罢，这都让公众看到一种可能性——药品事实上是存在巨大降价空间的。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了，但公众的关注无力打破药价虚高的利益联盟，政府在这个时候就必须主动积极介入，把坏事变好事，以低价医院作为样本，促使药价回归到合理的水平。

　　最后，我们还应该科学理性地检讨发改委的药品最高限价机制。按照常理，给某种商品制定最高限价就是为了保障公众利益，防止企业利用垄断的市场地位牟取暴利，把商品价格限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本来，对药品实施最高限价是一种防止药价虚高的手段，应该是市场最后一道安全阀，但现在我们却发现最高限价却往往成为价格往上的拉升力量，最高限价不仅成为药品的“市场统一零售价”，而且还成为其牟取暴利的合法手段。从现实效果看，我们的药品最高限价机制显然是出了问题的，有关部门在制定这套机制的时候，或许出发点是好的，但他们却忽略了结果，说得好听点是好心办了坏事，说难听点真不知道他们操的是什么心，办得是什么事。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也在大力推进新医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群众对此也抱有极高的期望，但同一款药价格相差三倍的现实，却实实在在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虽然，我们不太相信坊间所流传的药厂说法“没有卖不出去的药，没有定不高的价，关键是费用到不到位”，可我们药品定价不是通过市场决定，而是由权力来决定的现实情况，确实给药品定价留下了太多的寻租空间。要真正让药品价格降下来，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公开透明药品招投标的全过程，公开药品最高限价的定价过程，让一切置于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