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襄阳热争诸葛亮躬耕地的冷思考

　　徐幼萍 郭兵/文

　　编者按：

　　 与襄阳的强势相比，南阳则尽显弱势与被动。现实中的南阳，不但在每一次争论中总是疲于应付，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忽视文化遗迹方面的开发与保护，很多原有的优势已逐步弱化乃至丧失殆尽，几乎失去了翻转的可能。

　　 但是，到底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其实，这种合作共赢并非主张完全摈弃学术分歧，而是在秉持一种新的观念，那就是学术之争应当与政府行为理性分开。致力于寻求合作共赢，这应当是政府的最终目标；而执着地探究历史真相，那是学术界的一贯宗旨。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既互不侵犯，又相得益彰，这才是一种理想境界。

　　一场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恰如八月逼人的暑气，在南襄两地持续升温。这场争论源于东潮网“诸葛亮躬耕地探寻”专题的推出。而稍作留意人们不难发现，仅最近几年，从天涯、百度，到大河、荆楚，再到今天的东潮网，有关这一话题的争论其实已数度趋热。那么，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论辩？一个悬疑千年的诸葛躬耕之谜，为何总能牵动今人敏感的神经？透过扑朔迷离、复杂微妙的双方博弈，又该如何理性看待这场也许要永无休止的论争呢？

　　

　　一、政府走上前台的学术争论

　　在“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大背景下，争夺名人故地已成为当今一道特殊的风景。从中华始祖皇帝到思想之尊老子，从文人李白到武将赵云，各地名人争夺战此起彼伏经久不衰。而综观这些数量众多的名人故地之争，发端于南阳、襄阳之间的“诸葛亮躬耕地”争论，其持续时间之长、参与民众之广、社会影响之大，可谓无出其右者。千年未解的诸葛躬耕之谜，恰如其充满玄机的八阵图，在两地之间越争越复杂，民众则越看越困惑。

　　回顾历史，几乎从诸葛亮谢世后不久的东晋起，南阳、襄阳之间即开始了其躬耕地之争。在上千年的争论中，舆论时左时右，双方各有千秋。不过总体讲，争论一般仅限于学术范围内，有时会引来民众的参与，夹杂入个人的情感，甚至在社会上形成双方较为激烈的对立情绪。这时，政府也许会出面调停，但却不会介入学术之争。比如，清道光年间就曾发生一件妇孺皆知的趣事，当时，祖籍湖北的顾嘉蘅到南阳就任知府时，南阳人同襄阳人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正趋白热化，甚至到了要打官司的地步，顾嘉蘅既不想得罪襄阳老乡，也不愿触怒南阳属下，情急之下，遂写了一幅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并将其置于南阳武侯祠内，照顾了双方情绪，暂时平息了争端。

　　而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数次争论，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府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在争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而使得争论的学术氛围渐失，利益驱动明显。从“邮票门”、“教科书门”，到“广告门”、“电视剧门”，几乎每一次争论的至始至终，地方政府都不再是甘居幕后，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赤膊上阵，冲锋在前，不达目的不罢休。

　　就像没人会简单否定名人故地之争的必要性一样，政府主动参与竞争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它可以加大研究力度，吸引更多的关注，促进得出相关结论，从而使人们的认识更加逼近历史真相。但让人忧虑的是，现实中的政府介入往往不是以探究历史真相为目标，而仅仅是想借助文化大旗谋求经济发展，其间暗藏着赤裸裸的利益冲动。这种指导思想的偏差，必然导致学术争论偏离正轨，甚至失去其探究真相的基本宗旨，出现学术研究为经济利益“背书”的情况，无形中文化研究沦为了经济发展的附属品。

　　近年来的南襄之争已明显出现了这一偏差。以当初的“邮票门”事件为例，争论形式从民间口水、学术文章到政府文件逐步升级，最终南襄两地的文物、宣传、邮电等政府部门均卷入了论争。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邮票发行计划，襄阳市由相关部门成立的工作组五上北京，南阳的同志也三进邮电部，而且双方均携带着地方政府的相关《报告》或《请示》，对邮票发行部门施压。以至邮电部的领导后来明确表示：发行一套邮票受到这样大的压力，这样受牵制，是不正常的。

　　这种“不正常”在此后的历次争论中几乎已成为“常态”。两地争论中襄阳选择了走“上层路线”，并且已不仅仅依赖于学术路径，甚至将学术置于一边，只做不说。比如，致力于襄樊市的更名，以及在高校设立“孔明学院”等，在舆论高层造势；当地教育局长、甚至市长亲自跑人教社，取得教科书优势；在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做广告，更是占据宣传优势，产生了先声夺人的社会效果等。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争论已游离于学术之外，体现了浓重的政府色彩，从而使争论参杂入过多的利益诉求，偏离了正确的指向。这不仅是学术领域的不和谐音符，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倘若由此违背了学术本意，甚至得出逆于史实的结论，则不但是政府之失，更是学术之悲。

　　

　　二、强势的襄阳与弱势的南阳

　　通过这些“学术之外”的工作，襄阳处处锋芒毕露，逐步占据了优势，在躬耕地之争中获取了更加主动的位置。有南阳网友如此总结近年来的南襄躬耕地之争：襄阳方面始终高度重视，次次主动出击，基本实现了“完胜”；南阳方面则一直盲目忽视，处处被动应战，最终遭遇了“完败”。这样说虽显偏颇，却不失形象生动。

　　与南阳相比，在争夺与打造“诸葛亮躬耕地”这个文化品牌上，襄阳的强势之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领导重视，在“修改教科书事件”中，襄阳市长亲赴北京做工作，并由此感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相关领导，在新版教科书中，顺利实现了有利于襄阳的相关修改，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二是政府运作，比如在“邮票发行地事件”中，为了争得学术高层的支持，营造对自身有利的舆论氛围，襄阳方面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在北京、上海、四川、湖北，一口气开了四个全国学术会议，倘若没有政府在背后的强力运作，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三是整体规划，不仅将隆中景区的发展，作为旅游规划的主打，甚至将其纳入襄樊市的十一五整体规划；四是长期坚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襄樊市就制定出了隆中景区宏大的发展规划，历经多届领导而毫无变化，始终一以贯之长期坚持，在当今这个浮躁多变的时代，能做到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

　　正是在这样的强势运作之下，襄阳市不但占据了学术高地，赢得了舆论优势，更在发展现实中赚足了人气，营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在今日襄阳，从孔明菜到三国演义酒，从卧龙宾馆到诸葛亮广场，到处都是诸葛文化的痕迹，这种文化烙印已深刻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卧龙景区门口，每天车水马龙游人如织，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玩者络绎不绝，根据襄阳市发改委的数据，作为襄阳市“十一五”时期的旅游优先发展项目，总面积达209平方公里、以隆中为龙头的三国文化旅游区，2010年旅游收入已达到10亿元。而在今年4月份刚刚通过的《襄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当地更是提出要大力实施“旅游活市”战略，力争“2015年旅游产业增加值达到180亿元”。

　　襄阳的这种强势与霸气甚至还渗透到了网上。打开襄阳市政府网，在其最醒目的题头位置，一则标示着“1800年前：诸葛亮自襄阳隆中出山成三分天下”的动感广告画映入眼帘，主打栏目中的景区介绍，更是详尽而诱人，充分体现了其在占有与弘扬“诸葛文化”方面的强势与自信。

　　与此同时，南阳则尽显弱势与被动。现实中的南阳，不但在每一次争论中总是疲于应付，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忽视文化遗迹方面的开发与保护，很多原有的优势已逐步弱化乃至丧失殆尽，几乎失去了翻转的可能。比如，襄阳古隆中景区近年来一再增修，面积不断扩大，景点日益增多，相关保护与发展蒸蒸日上，而南阳武侯祠，则多年来几乎毫无变化，以至给游客以衰落破败之态。再如，当襄阳将泥嘴镇改为卧龙镇，为未来布下更多诸葛元素时，作为躬耕地的标志性品牌，曾经引以为豪的南阳卧龙岗，却已被隆隆的铲车推平，为繁华的街道、一栋栋高楼所覆盖，甚至连一些地地道道的南阳人，也找不到昔日卧龙岗的龙脉所在了。

　　当襄阳在千方百计挖掘、甚至制造文化古迹时，南阳方面却对这方面的宝贵资源无视、乃至破坏掉，双方此消彼长，差距日渐拉大。从这个角度讲，在这场南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与其说襄阳战胜了南阳，倒不如说是南阳自己打败了自己。

　　有人说，这是因为南阳作为历史名城，文化底蕴太丰厚，遗迹古迹太多。比如，仅从历史名人来看，当地除了智圣诸葛亮，还有商圣范蠡、科圣张衡、像医圣张仲景等，富有则不知珍惜。不像襄阳，除了诸葛亮这张王牌之外，再无好牌可打，自然要倍加珍惜。

　　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襄阳重视诸葛亮品牌，也许确是因其“名人资源”稀少，但反观南阳的忽视，则绝非因为“资源”丰富那么简单，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南阳以上那么多名人牌，当地忽视了诸葛亮又重视了谁？哪一张牌打出效益、打出成绩了呢？没有。诸葛亮眼看要被别人争去了，这才感到心疼；其他名人因为没人来争抢，因而既没有心痛的感觉，也无可能失去的危机意识，充分重视利用也就无从谈起。

　　那么多名人牌，一张也没有打好，这只能说明，在当地政府的心目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压根就没有文化资源这张牌的位置。那么，当地政府重视的是什么呢？其诉求于现实来看是否存在某种疏漏或偏差？这也许更值得当局者深思，因为它不但是一个认识高度的问题，更是一个发展理念的问题。

　　

　　三、文化争夺背后的发展焦虑

　　倘若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去考量，则旷日持久的南襄诸葛躬耕地之争，之所以近年来烽烟再起且愈演愈烈，与当前激烈的经济竞争环境密切相关。在一个政绩评价、官员升迁皆要靠GDP说话的时代，争得名人故地，引来社会关注，不仅将在发展旅游产业上直接受益，更会由此提升城市形象，拉动招商引资，并进而带动地价、房价上涨，全面提升GDP，对地方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通过争夺文化资源，实现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这本身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争夺必须首先要尊重历史事实，致力于保护、传承、发扬传统文化，而不是只要有助于地方发展，就千方百计为我所用，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割裂、错解乃至歪曲史实，以至文化沦为发展的陪衬品、附属品、牺牲品。很明显，这种发展焦虑下的文化观，对文化不仅是一种亵渎，更有可能对其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这种担心显然并非空穴来风。纵观近年南襄之争的前前后后，其实已经表现出地方这种发展焦虑的苗头，并且对“诸葛亮躬耕地”这一文化品牌造成了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

　　襄阳方面为尽快树立起权威的躬耕地品牌，不惜成本，不计代价，隐现了其内心深处急功近利下的发展焦虑。比如，从学术理论的层面讲，为了获取舆论优势与先机，襄阳曾半年内召开四次学术会议，甚至一月内开两次，这本身就有悖学术探讨规律，学者们根本来不及有自己成熟的思考，“为政府说话”的炒作痕迹非常明显。而从实践中看，大到襄樊市的更名，小到泥嘴镇改为卧龙镇，乃至襄樊学院下设“孔明学院”，细分“诸葛亮一班”、“诸葛亮二班”，并在媒体上高调宣传，如此刻意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背后，其实更是发展焦虑的生动表现。

　　而反观南阳，一面不想失去诸葛品牌，一面又保护不力，乃至出现某些历史实物的流失、损坏，其背后体现的同样是一种发展焦虑。从根本上讲，南阳与襄阳在对待躬耕地品牌上，之所以表现大相径庭，关键是因为双方有着不同的发展思路：襄阳看重“诸葛亮躬耕地”这一文化无形资产的品牌力量，希望实现借势发展；而南阳方面则长期将其忽视，乃至视为发展的障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方圆数公里的卧龙岗，正处在当地城市发展与扩张的核心，地方政府“毁岗盖楼”的现实取舍，集中反映了其竭泽而渔的发展焦虑。

　　发展的饥渴追求与无限张力，促使两地政府在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皆多多少少偏离了科学与理性。如果说，襄阳在为我所用中过于急功近利，那么，南阳则是在无所作为中失去了责任担当。一个向“左”，一个趋“右”，这种政府博弈的结果，很可能使得人们最终距离文化真相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

　　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表示：“把文化庸俗化、低俗化、浅薄化，这是当前旅游开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尊重文化本源，过于强调其为经济服务的功能，甚至不惜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刻意忽视或者扭曲文化，也应是这种表现之一。南襄两地在争夺“诸葛亮躬耕地”这一文化品牌时，某些方面体现出的反常与偏颇，的确值得警醒与反思。

　　

　　四、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唇枪舌剑的文化争夺，极易让人无形中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而不能自拔，其实，倘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冷静思考，也许，在你死我活的对立争夺之外，还存在一种合作共赢的“第三条道路”。

　　回顾“诸葛亮躬耕地”的千年争论史，在历次的南襄争辩中，认为证据不足、难下定论而持“中庸说”者一直大有人在。即便在近年来的激烈争论中，也不乏类似理性而冷静的声音。能够跳离争论而持中庸或者两说兼收，这就为从彼此对立走向合作共赢，奠定了基础或者说提供了可能。

　　其实，从现实看，在表面激烈争夺、当仁不让的背后，政府的合作意向早已潜滋暗长。在南阳市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细心的人们就已发现这样的字句：“鼓励旅行社与重点客源地搞好对接，加强与洛阳、平顶山、襄樊等周边城市的合作。”无独有偶，在2008年底的《襄樊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中，人们亦看到了这样的呼应：“进一步加强与十堰、洛阳、南阳等周边城市的旅游经济合作，共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拓展国内外旅游客源市场。”

　　从媒体的报道，则可管窥到民众的声音。2010年4月23日的《襄樊日报》，报道了襄樊记者组一行数人，采访南阳后所反馈的两地人们共同的呼声：“襄樊、南阳是近邻，两市应携起手来，共同开发三国旅游资源”，“南阳、襄樊的文化、旅游部门应该经常沟通，建立热线联系，商讨如何统一规划两地三国旅游，优势互补，真正形成三国旅游热线，谋求共同发展。”可以想见，倘若民众的呼吁能同政府的部署有机结合，当会形成一种难以估计的发展力量。

　　而从理论上看，这种合作共赢不仅存在诸多可能，而且前景广阔，理性思考科学谋划之后，“第三条道路”也许会越走越宽广。比如，南襄盆地原本就有诸多同质的地理元素，存在合作的基础与潜力，作为同处南襄盆地的两颗明珠，南阳与襄阳间的城距仅130公里，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倘若躬耕地品牌能激起人们探究的兴趣，则至少旅游方面的合作，将存在很大的空间与优势。实际上，早在2007年，包括南阳、襄阳在内的8个城市，就曾共同签署了旅游界《中国三国文化旅游区域协作许昌宣言》。实践中南阳与襄阳互为旅游重点客源地，两地旅行社也已具有良好的合作传统与基础。

　　从学术文化的角度看，双方若能加强学术领域的合作，在这方面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则会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使躬耕地、诸葛亮文化乃至三国文化的研究事半功倍，效率更高、影响更大。

　　而对于民众来说，对诸葛亮的共同情感，为这种合作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历史上，两地群众每年在诸葛祭日或诞辰，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近年来则演变成为内容丰富的诸葛亮文化节，政府若能利用这种形势，两地联合起来进行纪念，必然会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乃至成为佳话。

　　当然，这种合作共赢并非主张完全摈弃学术分歧，而是在秉持一种新的观念，那就是学术之争应当与政府行为理性分开。致力于寻求合作共赢，这应当是政府的最终目标；而执着地探究历史真相，那是学术界的一贯宗旨。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既互不侵犯，又相得益彰，这才是一种理想境界。放弃学术原则一味地为经济发展“背书”，是错误的，而那种因为有学术分歧就完全否定双方合作的可能，恐怕也是不理性的。

　　有人也许会认为，在当前经济发展行政区划壁垒色彩较重的现实背景下，南襄作为分属不同省份的二级行政区，要想顺利走上这条合作共赢的“第三条道路”，恐怕只是“看上去很美”的理想化模式，现实中会遇到诸多难以预料的阻力，甚至不具备基本的可操作性。这话放在传统的思维定势下，也许不无道理。但当今社会毕竟已进入到了一个弘扬创新、勇于改革的新时代，很多阻碍发展的行政藩篱已经被悄然打破，况且现实中，两地民众的期盼、政府的实践，已经开启了这一道路的尝试，能否认定方向，坚定信念，大刀阔斧，义无反顾地闯出一条新路来，考验的是两地政府的心胸、胆略、魄力与智慧。

　　传承“智圣”诸葛，今人当有此心胸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