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民营中小企业：三荒两高如何应对

　　Small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Crisis

　　社会制度安排对民营企业的种种不公，使其日常生存变得异常艰难和困苦。

　　Regime arrangements for private enterprise are unfair, and make their daily livings become unusually difficult and hard。

　　文  本刊记者 程桔华

　　这是现实中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民营经济大省浙江。一家有着数亿元净资产的出口型制造业公司经营出现亏损，力不从心的老父亲召集3个儿子商议。但3兄弟意见分歧很大，无奈的老父亲最后决定：分家！

　　分家的结果是，老大继续经营原来的主业；老二拿着自己的一份与人合作成立了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老三则与老乡一起转战各地“炒房”。

　　2010年春节，3兄弟回到老家团聚，老大的心情比以前好了一些，虽然照旧利润微薄，但订单多了起来。老二和老三则意气风发：老二投资的项目有一个已经过会正等待挂牌上市发行；老三投资房产的收益早已翻番。

　　最近，3兄弟又碰头聚到一起，这一回3兄弟的心情都起了变化，尤其是老二和老三。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竞争激烈，PE成本很高俨然过热；楼市急刹车让手里积压了好多套房子的老三心里发慌，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

　　差不多在2008年初，宏观调控和金融危机已经让不少民营中小企业感觉压力与日俱增。2010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风云变幻：流动性过剩热钱汹涌；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积聚；物价上涨渐成四面围合之势；银根收紧已成定局。

　　惊恐中小企业的“倒闭潮”

　　历来有民间资本“风向标”之称的浙江温州，近期接连有3家“知名”中小民企倒闭，引发社会关注，有关“钱荒”、“倒闭潮”等议论突然升温，有财经界评论员甚至称“温州民间金融泡沫接近崩溃”。

　　温州是中国最具活力的造富基地，制造业发达、民间资本活跃、人人具备绝佳的赚钱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拥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那里的一起一落、一荣一衰，成为反映中国民营经济变化的晴雨表。

　　然而，在今年货币紧缩政策的背景下，自三四月以来，诸多市场传言和舆论指称，温州中小企业由于资金流吃紧，正陷入一场空前的“倒闭潮”。

　　“倒闭潮”之说最早出现在评论界。3月2日，2011年两会召开前夕，财经评论员叶檀在《东方早报》上发表了题为《请给中小企业减负以立国本》的财经评论。其中提到，“民营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利润大多在3%到5%之间，如果继续提高成本，中小企业会陷入大规模倒闭潮。”这是今年以来有据可查的第一个确切提到“中小企业倒闭潮”的说法。

　　随后，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接受网易财经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下，民营企业将遭受信贷、汇率、能源和劳动力成本的四重压力，很可能重演1998年大面积倒闭的情形。“当货币开始紧缩的时候，民营企业的生存就会很困难。”与此同时，网上出现了一则“温州经济出大事了，几百亿高利贷跑了”的帖子，似乎印证了评论界的担忧。

　　帖子称，随着今年金融资金的控制，在温州有资产抵押无绝对关系是贷不到钱的，大部分的钱都被银行信贷负责人勾结担保公司贷走。所有在温州开设分行的各大银行，只要与信贷有关的员工，都与高利贷的担保公司有关。在温州办企业必须保证每年30%的利润，否则利息付不出，只有逃跑。温州今年有7 个企业主逃跑，间接逃了70个。

　　4 月上旬，叶檀在《温州民间金融泡沫接近崩溃》一文中提到，“温州等地通胀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就在此时，温州的3家企业“出事”了。

　　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老板黄鹤携妻儿消失，留下1.63亿欠款和涉及10多家银行的债务。没过几天，知名餐饮企业波特曼和港上记因其共同的老板严某突然“失踪”而关门，严某还给当地政府留下一封信，称自己遇上经济危机，希望政府出手相救。随后，乐清老牌电缆企业三旗集团倒闭，因欠银行贷款1.23亿元被起诉。

　　一段时间内，3家企业相继陷入危局，似乎温州的“倒闭潮”真的已经到来，而不少分析观点认为，紧缩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企业融资难，正是“倒闭潮”的直接诱因。

　　不过，另一些舆论马上给出了不同的说法，认为“倒闭潮”目前并不存在，周期性的企业淘汰是正常现象。

　　温州并没有出现“倒闭潮”，但企业的生存状况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加严峻。

　　1978年至2000年，温州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5.6%，同期，全国为9.5%，浙江省为13.2%；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温州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增长趋缓的迹象，而且相对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而言，已不再具有领先的地位。2003年度，温州市经济增幅14.4%，虽然为6年来温州经济运行最佳，但这个增幅在浙江11个地级市中仅排列第9位。除了经济增长率之外，2003年，温州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工业用电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利用外资、外贸出口总额等综合经济指标的增长率也基本上处于浙江省的倒数几位。而到了2009年，温州人均GDP仅4604美元，全省倒数第3位，不到杭州的一半，更是全省人均GDP的71%。

　　金融危机后，温州企业外迁、民资外流加剧。2009年以来，温州的厂房交易火爆，厂房出售、出租明显增多，一些企业计划迁到外地去；一些企业是活不下去了，干脆卖掉厂房不干了。曾占据全国产量90%以上的温州金属打火机，鼎盛时有500多家企业，如今只剩下100家左右。而在这100家中，只有30余家的企业老板在专心经营。剩下的已经把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矿产以及第三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很多温州企业的利润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回流实体经济的不到一半，相当多的变成了“热钱”。温州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创投企业已达300多家，大约有1500亿元的流动资金进入了创投领域。

　　禁锢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

　　“倒闭潮”的论调可谓“言过其实”，但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却不可忽视。融资难、贷款成本高，以及民间借贷风险大等，依旧是困扰中小民企发展的主要因素。

　　自去年10月我国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稳健”以来，央行已4次加息，8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直至21%的高位。银行“惜贷”“嫌贫爱富”又有抬头。

　　一份来自温州市经贸委的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当地企业普遍遭遇融资难和融资成本提高的考验，规模以上企业中近一半感觉资金面吃紧，中小企业状况则更严峻。

　　许多企业对当前宏观紧缩、贷款抽紧、利息“步步高升”的局势感到不堪重负。当前在温州企业界流行两个字：“等贷”，即等待贷款。谁能贷到钱，就是“抱着老虎也笑”。

　　一些银行开始主动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或成本，实现“以价补量”。目前温州的银行利率表面上是基准上浮30%，实际上各家银行通过变相收取管理费、咨询费、“扣存放贷”等方式，使利率上升至月息1.2%左右，超过原利率的1倍多。

　　大中型金融机构贷款难催生了民间借贷的盛行。然而，这种融资方式贷款成本巨大，且风险高。一些中小企业坦言，一旦通过这种方式融资，企业就如“走钢丝”。

　　来自温州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单季上涨11.9%，环比涨幅高出8个百分点。正如一家企业主所说：“小企业和大企业不同，一笔资金跟不上很快就会死。如今的高利息对小企业来说就像是‘吃鸦片’。不吃资金链就会断裂，吃了又会搞垮‘身体’。”面对“合法的高利贷”，企业无所适从。

　　专家认为，在国家为管理通胀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背景下，更应有效管理银行资金，照顾中小企业发展；企业自身则应积极探索创新模式，增强核心竞争力。

　　“‘倒闭潮’虽立不住，但也为诸多中小企业发出了严峻的信号。”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说，“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倒逼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应当将企业‘找’资金，转变为资金‘找’企业。”

　　首先，技术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因素。中小企业应积极引进专利技术，培育自身的研发人才和研发体系，在创新领域的差异化竞争中占有先机。

　　其次，企业在打造核心技术竞争力时，需要善于借鉴“外力”。由于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成本大、要求高，且研发活动承担着一定的生产风险，企业更需要积极吸收高校、科研机构的成果，形成以市场为导向，多管齐下的创新模式。

　　同时，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建立一套政策调节工具，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扶持力度，对于科技、三农、服务、制造业等不同领域的小企业有针对性地解决创新难题，促进产、学、研、生产一条龙机制的有效运作。

　　压住中小企业的三座大山

　　有一项权威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0年中，我国有超过1200位民营企业家自杀身亡，而且呈逐年猛增的趋势。

　　毋庸置疑的是，在激烈市场竞争的今天，民营企业家不仅承受着社会各界对其“原罪”(第一桶金)的无情声讨和强烈质疑，还因社会“仇富”思潮的兴风作浪，使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度威胁，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安排对民营企业的种种不公，使其日常生存变得异常艰难和困苦。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企业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难以获得投资资本。银行不喜欢借钱给私营企业。”国有商业对民营企业的“另眼看待”，至今仍未改观。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在夹缝之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和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我国民营经济曾一度出现了繁荣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但在随后，民营企业大多遭遇到了成长中的烦恼，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严重制约了其持续发展。

　　首先，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国有大型企业不满足于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凭着在政策、法律、资金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多地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行业扩张，打破了原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中小型企业基本平衡发展的格局。譬如，最为典型的石油行业，1998年3340家民营石油批发企业到目前只剩下663家，其中经营情况较好的实际上只有一二百家，民营加油站也从5.63万家锐减到4.5万家，民营油企每年上缴给国家的利税由原来的1000多亿元滑落至400多亿元。外资企业则凭借着超国民待遇、税收方面的优势、强大的研发能力、管理能力和极具优势的人才抢夺力也使民企在与其竞争中倍感压力。

　　其次，支持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政策始终得不到落实。继2005年中央政府颁布“非公经济36条”后，“新非公经济36条”颁布又过去一年多了，但这个旨在破除民资进入垄断行业障碍的条例，由于在提高行业准入条件、行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整顿行业秩序等诸多标准的制订上，大多是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标杆的，实际上反而限制了民间投资，排挤了民营企业。

　　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但大多数地方政府和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银行，并没有动力去落实执行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经济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缺失使民营企业无所适从，只能比照着国有企业，像它的影子一样见机行事。因此，在国有企业越做越大的同时，不彻底改革歧视民营企业的制度，其生存发展空间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再优秀的企业家也将陷入无用武之地。

　　再次，“三荒两高”使民营企业陷入生存困境。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民营企业曾因出口受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大量企业主逃亡破产。如今，在全球经济出现好转，需求逐步得到恢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却因遭遇到用工紧张、融资难、缺电和高成本、高税负的难题再次陷入到危机之中。据全国工商联调查显示，各项政府征收税 费和基金多达375种。而这还不包括各种摊派、赞助、协会收费、有偿宣传费、部门下达的报纸杂志费和非生产性招待费用。除此之外，出口企业因承担大量的非税负担和成本，人为地增加了创业难度和负担。据最新一项调查显示，44%的民营企业法人反映自己经常忙于跟职能部门跑关系忙公关而耗费精力；高达60%的民营企业家曾因有关职能部门效率低、办事拖拉、程序繁杂而丧失发展新项目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民营企业危机很大程度是国内一刀切式的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的。银行信贷本来就很少惠及民营企业，银根收紧进一步恶化了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大量民营企业转向高利贷融资后，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劳务和原材料成本上升，其利润空间就被大大压缩了，也就难遭一夜猝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