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苦辣说卧龙岗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襄樊为打造4A旅游景区，不断地建造与诸葛亮有关的景点；与之相反的是，诸葛亮真正的躬耕之地，却抱残守缺，在旅游景区建设上少见卓有成效的作为，而其周边的环境却日趋现代化，原来荒凉的卧龙岗上，现在已经成为繁华的闹市区，绝然不像诸葛亮曾经耕作的地方。而襄樊却因其原本偏僻的原因现在反而更像隐居躬耕的地方。襄樊的景致虽然伪假，但给人的山水休闲旅游是舒服的。

　　 襄樊政府一连串的“邮票门”“教科书门”“广告门”以及“新三国门”的积极作为，令持南阳说者有种无奈，甚至表现出颓废的态度。南阳当地居民如今一说到躬耕地的归属争议问题，也大多摇手禁言，似乎有很多的苦衷难以诉说……

　　 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原大地，作为传统中华文化继承之核心区域，如何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既能够享有现代文明，又能够保护并营建好民族的精神家园，正考验着当地政府部门的理性和智慧。

　　郑先兴 /文

　　熟知南阳的朋友都知道，沿滨河路一直西走进入卧龙路（即南阳到邓州、襄樊的312国道），过车站南路50米往西就是卧龙岗。岗坡东路北，就是诸葛亮曾经躬耕的地方；上了岗再往西经过南阳二环北京大道，岗坡西路北，就是笔者供职的南阳师范学院。诸葛居住岗坡东，师院居住岗坡西。一岗两坡，天然毗邻；诸葛又守着进城的关口，作为师院人，只要上街，每每都要瞻望其遗址，追思其人生，心中的自豪和敬仰自然是妙不可言的。至于陪同亲朋好友进入诸葛亮庵游玩，那可说是每位师院人的必修课。但是一旦说到躬耕地的归属争议问题，大多都摇手禁言，似乎有着很多的苦衷难以诉说。作为历史学的教师，蜗居在卧龙岗20多年，又曾经对诸葛亮及其躬耕地作过专门的考察，笔者也有满肚子的酸甜苦辣。

　　

　　苦：见证文人世俗心理的卧龙岗

　　

　　 说到卧龙岗，南阳人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不过坊间的“雅称”是叫做“诸葛亮庵”。庵者，就是用黄背草或麦秸秆所建造成的简陋棚子或者说房舍。南阳的乡村农家常用来作为临时守护庄稼的仓库、休憩之地，如瓜庵、菜庵，就是指那些临时搭建的守护瓜果、蔬菜的简陋棚子。虽然简陋，却可以遮风挡雨；农家常常放上锅灶碗勺，俨然就是一家居生活了。现今南阳市的地名中，南阳城东有茶庵，现在是南阳机场所在地；南阳城西的卧龙岗上有诸葛亮庵，相传出仕之前的诸葛亮曾经在此过着非常简朴的农耕生活。

　　不过，卧龙岗在南阳城的西南，我的家乡在城东北的钓鱼台，隔城相望，方向正好相反。地域上还有关联的就是白河。白河从我的家门前东面从北而南流过，到南阳城绕过一大湾，由东向西，碰到卧龙岗的龙头则南下经新野注入汉水。从家乡到城里15华里，这是从村西的烽火台（现在的河南工业技术学院东南侧）到魏公桥的距离。从卧龙岗到城里为3华里，这是从卧龙岗到小西关的距离。如果算上从魏公桥到小西关大约3华里的城市距离，那么，从家乡到卧龙岗的距离当在20多华里之遥。这对于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乡村的我来说，那应该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所以，童年的我没有也不可能到过卧龙岗，但是常常从爱说“古经”的爷爷所讲到的岳飞抗金夜驻南阳，草书出师表，知道了卧龙岗。没想到大学毕业被分到南阳师范学院工作的时候，学校的新校址刚巧搬迁到岗西坡，与诸葛亮为邻居了。

　　2005年，机缘巧合的是结识了在卧龙岗内供职的张晓刚先生。其时，南阳市举办世界名商祭拜诸葛亮的大型仪式活动，承蒙时任南阳师院副院长陈江风先生的厚爱，让我参与主持了此次活动的师院专场“诸葛亮论坛”，同时就邀请了张晓刚等六位先生作了主题发言。不久之后，我又以卧龙文化书院的名义特邀张先生作了“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由来”的学术报告。和张先生的结识，不仅使我对于南阳和襄樊关于诸葛亮躬耕地论争的讨论有了深入的了解，更主要的是，使我们在嗣后南阳文化界的学术活动中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深谈的机会。同时，也通过张先生，先后结识了白万献、李陈广、郝玉建、逵富太、沙超、牛天伟、张卓远等南阳文化名人，并成为忘年的朋友，为南阳地方文化经济发展有了较多的交流和共识。

　　在2005年的“世界名商拜祭诸葛亮·诸葛亮论坛”上，我曾经作了一个很简短的学术报告。我认为，诸葛亮作为传统文化的智慧代表，在历史上主要有两点可圈可点：一是在礼治社会中能够不逾越礼制的规范，致死忠诚于蜀汉的先主、后主；二是在群雄逐鹿中能够为先主刘备寻求到新的突破点，不与中原诸雄相争，另外开辟西南不被诸雄所关注的区域作为发展的基地，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带给了西南少数民族，从而加强了民族交流和融合。前者是谓“信”，后者是谓“智”。忠信和智慧，这正是传统文化中所最为讲究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操守。也许很多的学者业已注意到诸葛亮的这两点贡献，但是作为一次面向社会的学术报告，这样通俗明白地评价诸葛亮，使大家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自我感觉还是做得很到位的。实话说，我对诸葛亮并没有什么深的研究，但是作为一场大型、面对广大市民阶层的学术报告，简单地谈谈诸葛亮的历史贡献，不仅是学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演讲者的明智选择。

　　 论坛结束之后，确实引得众多朋友的赞美。但此次演讲还有一个被很多朋友忽视的、却让我苦不堪言的细节：我从报告席上走下来，场内听众掌声刚刚落下，一位比较要好的朋友当着众人就指责我：“你所讲的大家都知道！”言外之意，我应该讲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之后我回味这句责难，心里一直想着，哪些东西是别人不知道的？我还真的不知道。再后来，有人撰写书稿，批评诸葛亮是中国最虚伪的男人。彼时，我才恍然大悟，感情这位领导想听的就是这样的话吧。倘真如此，对于还算有点学术素养的我来说，这话还真的说不出口。

　　在与张晓刚先生接触和聊天中，以及阅读有关南阳、襄樊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论文中，我对新时期以来的讨论越来越有所了解，而心中的困惑和苦楚也越来越多。在我看来，南阳、襄樊之间的争论，根据学者的论析，其焦点问题主要是三个：

　　第一，东汉末期南阳和襄樊的政治关系问题；

　　第二，论争双方的资料及其真伪问题；

　　第三，东汉末年南阳是否是被曹操所占据的所谓“敌占区”问题。

　　关于这三个问题如何看，见仁见智，百家争鸣，各执一词，本是学术研究的特性，原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曾经有那么段时间，全国秦汉魏晋史学的研究者，尤其是那些曾经被科学主义和史料学派所熏染的资深学者，如谭其骧、方诗铭、何兹全、缪越、黎虎等，竟然众口一词，率尔结论说，襄樊曾经隶属南阳郡。当面对史书所记载的，襄樊所属的南郡，与南阳郡的分界是汉水的事实时，竟然“大胆设想”，说汉水可能改道。又不顾文献资料所记载的襄樊有诸葛亮“故居”“故宅”等与南阳的“躬耕地”完全不同的话语，也不顾就是这些记载已经晚于诸葛亮半个世纪之后的情况，就草率地指出，文献资料一以贯之说躬耕地在襄樊。在讨论中，还有的学者用现代观念衡量古代，将南阳定位为被曹操所占领的“敌占区”，襄樊是刘表控制的非敌占区，等等。

　　 现在这些曾经参与讨论的老学者大多已经谢世了。我们不该来指责他们学术研究中的这点“白璧微瑕”。那代饱经风霜的学者，在经历了“文革”的冷遇挫折之后，在经济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中突然受到社会的关注和仰赖，从而展现自己的学术价值，他们的那份热情和激情，那份“士为知己者死”的执著，我们给予了百分之百的理解。由此，也增加了我们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敬爱和忧思：学术如何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如何处理史学的求真职责与现实的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思虑至此，我想，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有良知和责任心的学者，可能心中都充满着苦涩。

　　说句实在话，诸葛亮作为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躬耕地无论南阳或襄樊，对于现代人来说，除了多一个游山玩水的景致之外，有什么关系呢？而且，自从1989年的“邮票门”事件之后，襄樊方面可以说是新招迭出，如通过学术会议争得学者支持的“会议门”，篡改中学语文教材的“教科书门”，通过在央视做广告的“诸葛躬耕地，山水襄樊城”的“广告门”，电视连续剧不断违背历史真实的“新三国门”，最近又在炒作的襄樊学院设置新专业的“孔明学院门”和改变地名襄樊为襄阳的“地名门”，等等，不断持续地变着花样的宣传；同时还在襄樊旅游景点的开发上，围绕着南阳诸葛亮庵的景致全面地模仿建造，据说，最近正在建造卧龙岗；而去过襄樊参观的人，与南阳诸葛亮庵相比，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襄樊的景致虽然伪假，但给人的山水休闲旅游是舒服的。总之，襄樊方面在做的，就是企图在当代各个阶层、群体中造成诸葛亮躬耕地就在襄樊的印象。持南阳说的同仁们在谈及这一问题时，也大都表现了无奈，有的朋友甚至表现出了颓废的态度。

　　问题在于，诸葛亮躬耕地之论争，不仅仅是两地旅游景点的开发问题，而是涉及到历史文化的继承问题，它属于政治学和法学范畴的“文化权”问题，也属于宗教学和心理学中的“精神家园”问题。说到文化权，记得2006年在河南省举办的国际神话学研讨会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白庚胜先生在大会的主题发言中指出，文化权的实质就是政治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权；文化权包含继承权、祭祀权、纪念权和观赏旅游权，如果一个地区丧失了其中的某些权力，那就是丧失了政治权和主权。白先生的发言可谓是鞭辟入里，精彩之至。针对当代全国各地乃至于国际上争抢传统文化主权事宜中那些后知后觉或不知不觉者，可谓是一声棒喝。说到精神家园，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最根本的价值理念或信仰归宿，是基于共同物质生活之上的、经过漫长的历史体验所形成的共同心理素质；精神家园的动态表现是生生不息的传人，即芸芸众生的风俗道德及其知识分子，其固态表现则是文化典籍、宗教祭祀的场所和名胜古迹；精神家园的维护和修缮，需要的是文化典籍传承中知识分子的良知、宗教祭祀中礼法仪式的规范以及名胜古迹参观游览中精神信仰的皈依和熏陶。就此而言，南阳和襄樊属于一衣带水的紧邻，又是炎黄子孙、楚文化的传承地，所以有关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不能用白庚胜先生的文化权就是主权的政治学观点来理解，但是可以用文化权就是精神家园的宗教信仰角度来说明。显然，强行将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说成是襄樊，不仅有悖于知识分子的良知，更有悖于精神家园营建的仪式规范和信仰皈依。毋庸赘言，这将展示的是一个有违于历史真实的虚构。如果置身其中，其发展的前景又有几何？出于文化发展大势的忧思，幽然即可品尝到那份微微的苦涩。

　　

　　辣：正在“毁尸灭迹”的卧龙岗

　　

　　 顾名思义，卧龙岗是因为诸葛亮躬耕生活过的地方，因其成名，所以就顺其名号而称之。从地貌说，卧龙岗北起紫山，南抵白河。紫山位于南阳城西北30华里，海拔320米，山势南坡陡峻，北坡有泉涌出，积水成湖，曰：麒麟湖。从紫山衍生出一岗，直至白河；更巧的是，白河自东而西流来，与岗的南坡相接时，突然南下，变成自北而南，到新野新店与唐河相汇，注入汉水。若从风水看，龙处于（紫）山而饮于（白）水，显然是风水宝地。传说，明朝皇帝看出这是一个将要生龙之地，担心至极。于是就在风水先生指点下，从紫山经城区到白河，开凿了运河，名曰“梅溪河”，算是将紫山和卧龙岗的龙脉断了。这是余话，搁置不提。在卧龙岗西，大约10华里左右，还有一条岗，与卧龙岗几乎平行，两岗之间，有条小河，被南阳人称为“十二里河”。不用说，这是到南阳城区的距离。南阳作为盘地地貌，土岗虽然不高，但是十分显豁。所以，明朝之前，有“隆中”之称，即所谓平地中隆然而起之地也。明朝时，为平衡南阳和襄樊在诸葛亮祭祀中的矛盾，于是将“隆中”之名赐给襄樊，南阳的诸葛亮庵所在地则仍然被称为卧龙岗。

　　生活在卧龙岗20余年，最大的感觉就是南阳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原来荒凉的卧龙岗上，现在已经成为繁华的闹市区了。去过襄樊参观的朋友说襄樊如何如何山水秀丽，卧龙岗都市中心如何如何已经绝然不像诸葛亮曾经耕作的地方，虽然至今我没有到过襄樊，但是我相信朋友们所说的话。我知道，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诸葛亮庵已经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地貌特征；而襄樊却因其原本偏僻的原因现在反而最像隐居躬耕的地方了。我还想起，童年时爷爷说“古经”，曾经说诸葛亮有预言，多少年后，他所曾经躬耕之地，将会成为南阳城的中心。其实南阳民间，这个预言可以说是普遍流传的。

　　真实的诸葛亮有没有这样说过，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但是有一点却是每一个南阳人所亲历目睹的：那就是卧龙岗越来越消失殆尽了。改革开放以来，襄樊为打造4A旅游景区，不断地建造与诸葛亮有关的景点；与之相反的是，诸葛亮真正的躬耕之地，却抱残守缺，在旅游景区建设上少见卓有成效的作为，而其周边的环境却日趋现代化，卧龙岗几乎被“毁尸灭迹”了。如果仔细数数，卧龙岗的环境被削减的主要元素，可以说主要有这样几件事情：

　　“斩龙颈”。诸葛亮庵南墙是南阳通向邓县、襄樊的必经之路。因为岗坡原因，曾经的南墙下之路不仅狭窄，而且非常陡险，所以被有关部门所重视。铲平路基，岗坡是平缓了，走起来也方便多了，但是，原有的岗坡风貌也被削弱了。后来有人就将之称为“斩龙颈”，因为卧龙饮水的脖颈被斩杀了。

　　“挖龙眼”。在与襄樊论争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南阳文化人特别是管理阶层的人，也迫于襄樊的压力，认为诸葛亮庵不是其躬耕之地。更加过分地是，在诸葛亮庵内，为提升旅游品位，增加吸引力，不是根据现有的人文资源而有效地开发利用，竟然人工开挖了所谓的“卧龙潭”。毁坏了原本岗坡的平缓耕地风貌。一些朋友谈及于此，愤懑而痛苦地说，这是继“斩龙颈”之遗续，是“挖龙眼”。

　　“毁龙尸”。卧龙岗是从紫山南下而豁然隆起的土岗。南阳市政部门却天才般地将这条岗脊（龙背）作为二环路给修建起来，并命名为“北京大道”。修建公路维系交通原本无可厚非，关键是要铲平路基，岗脊（龙背）没有了。又，即是诸葛亮庵周围，最先竖起的是大河铜矿的20多层的高楼，接着是岗坡下的几家房产商的幢幢高楼。由此，原来郁郁苍苍的岗坡风景，已经俨然消逝在现代化的建筑群中了。虽然有识之士建议在诸葛亮庵前竖立了牌坊，并立起块雕绘“卧龙岗”字样的巨石，但是，如果不走到门前，你是意识不到这就是诸葛亮庵的。几乎可以说，卧龙岗已经被“毁尸灭迹”了。

　　有一次我散步在卧龙岗下，走到三里桥（三顾桥）头，望着林林总总的高楼大厦，心中突生一个念头，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南阳就以诸葛亮庵为核心，周围3公里之内严禁建造高层房舍，在庵前建造一个巨大广场；鼓励辖区内的百姓搬迁出去，如果不愿搬出的必须按照统一的规格建造房舍；在广场周边设二层楼房的商铺，在边缘建成一座五星级的大酒店，……，那么，现在的诸葛亮庵会是什么样子呢？据说去年一年襄樊隆中的旅游收入达到1个亿，那么，南阳的会不会更多一些呢？我不敢假设，历史研究也不允许假设。我只知道，现在南阳市委市政府正在规划的要建造“卧龙岗文化聚集区”的设想，已经是亡羊补牢的事宜，但其成本之高，代价之大，以及观念之滞后，恐怕以现在南阳经济发展的实力，在近期内估计是难以做到的。

　　在这里，我们绝无意指责什么，也绝无意抱怨什么。因为我知道，以南阳这样的人口大市，首先满足目前人们的小康甚至温饱生活，就已经不容易了。让人口已经非常密集的人们在为一个只剩下精神的诸葛亮腾挪地方，确实不通情理。但更令我们忧思的是，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原大地，作为传统中华文化继承之核心区域，又岂止是一个诸葛亮庵呢？如何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既能够享有现代文明，又能够保护并营建好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此而言，南阳和襄樊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似乎在惊醒着我们什么……

　　

　　（郑先兴，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