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企业公民的道德血液

　　文/赵发中

　　2011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开幕前夕，总理温家宝与网民交流时，谈到商人的“道德的血液”，引来网民和社会舆论关注。而考虑到近年来“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我们看到 缺乏“道德血液”的现象的确不少。温总理呼唤“道德的血液”，启示我们整个社会、所有的人，都需要正视这个问题。

　　我们寻找寡头博傻和过度竞争的源头，不能不提到企业家的道德水平和自律精神，因为这是一个企业整体道德表现的缩影。

　　经济和道德二者实际是统一的，前者依附于后者。作为企业家，守不住社会道德这条底线，就谈不上利润，谈不上企业的发展。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而不能只流淌利润的血液。

　　近年来，无论是食品安全领域，还是环境保护领域，都有一些上市公司涉及一些影响较大的事件，而这些企业还不乏国内知名的龙头企业。企业问题一旦被曝光，反映到资本市场，就是股价上的一轮暴跌，但是只要风声一过，股价就又悄悄回到原位。是什么污染了企业的道德血液呢？恐怕除了利益因素外，还有监管存在缺失、处罚力度不够等因素。

　　要让“道德血液”变得清澈，首先需要激活企业的自律意识，一个不会赚钱的企业家不是合格的企业家，一个只会赚钱、抛弃公众利益的企业家绝不是真正的企业家，最终也会被消费者所抛弃。

　　企业道德血液需靠法律输送

　　恶性竞争的源头之一便是企业没有守住道德底线，但要让企业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却不是靠发几句号召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法律输送。

　　以法律手段整治道德沦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事实上，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通过法律手段来促使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也是近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发展趋势。要使民众“行善若性然”，就必须使一些道德要求“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只有这样，国民才会习惯成自然地养成对国家、对社会、对同类的责任感。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所必须拥有的。”可是，诚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求，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条高不可攀的道德标准。

　　据统计，我国企业坏账率高达1%至2%，且呈逐年增长势头，而相比较下，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坏账率通常为0.25%至0.5%；我国企业每年签订约四十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50%；我国企业对未来付款表现缺乏信心，近33.3%的企业预计情况将“永不会改善”。有从事“商账追收”业务人士谈到，“中国的很多企业只有法律底线，没有行业底线和道德底线。在我们经手过的商账追收的案子中，最后能成功帮企业追回账款的不到一半”。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指出，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中国是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而著称于世。然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之中，个人是怎样从诚信中逐步沦丧下去的呢？

　　诚信固然是一个好品德，但是，坚守诚信并非免费的午餐。如果一个道德败坏的市场参与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并且不择手段地获取了暴利，那么，道德良好的市场参与者将会被驱逐出市场。这就像一场“劣币驱逐良币”。当社会风气向善时，诚信的比例会增加；当社会风气向恶时，诚信反而会减少。“人心向恶”，就像一场传染病，会使整个社会陷入不能自拔的恶性循环。

　　对于道德的沦丧，首要的是重铸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然而，“老传统基本消失，新传统名存实亡，在荒凉的传统道德殿堂的废墟上，并无新建筑应运而生”。以血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已经土崩瓦解，相互之间的“家族”关系被稀释甚至不复存在，然而，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市场伦理契约，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重铸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这种潜移默化需要教育、政治和舆论等各种力量的消长。

　　面对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现象，孔夫子选择教育作为对抗的武器，但是，尽管孔夫子穷尽一生周游列国，但实际效果却并不如意。相比之下，韩非子、商鞅、李斯的严刑峻法则要有效得多。对于目前，在笔者看来，当务之急，最行之有效的手段莫过于立法整治。正如有人所言，企业道德的血液，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严格执法才能迫使企业遵纪守法。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也认为，“商业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手段，才能抵制某些应受指责的毫无道德的商业行为。”

　　就拿“欠债不还”来说吧，一种是没有能力还，这是善意的；另外一种则是有钱不还，甚至“恶意欠债”。在笔者看来，对恶意欠债不仅应该进行道德谴责，更应该以立法来整治。故意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这种有违社会信用的行为，不但是一种侵权，而且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有着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在我国，盗窃几百元、几千元就可以定罪量刑，而欠债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反而可以逍遥法外，这是不公平的。

　　因此，对债权债务的保护，也应成为刑法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就是这么做的。意大利刑法第641条就规定，对于意图赖债，掩饰自己无支付能力，而缔结债务契约并且不履行债务的，处二年以下徒刑或二十万里拉罚金。著名刑法学家陈小清就曾建议，刑法应该增设“侵犯债权罪”，并以此规范欠债不还。侵犯公民的债权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如果债务人有履行债务的能力，而超过一定的履行期限故意不履行，数额较大的，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以法律手段整治道德沦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许多人就认为，道德是无法用法律来进行规范的。事实上，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通过法律手段来促使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也是近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发展趋势。管子说，“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要使民众“行善若性然”，就必须使一些道德要求“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只有这样，国民才会习惯成自然地养成对国家、对社会、对同类的责任感。

　　企业人文关怀必不可少

　　企业缺乏道德血液的另一个表现便是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造成企业间的人际关系淡漠，缺乏对竞争对手起码的尊重，同行间相互贬低就在所难免。

　　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政策都是偏向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的创造，各级地方政府也都是倾力鼓励企业多增加用工岗位、社会多开辟新的就业途径，以降低失业率。至于劳动就业后的工资福利、劳动条件、社会保障、对企业的知情权、对企业管理的决策参与权等权益往往被忽视不提。特别是社会帮扶就业群体，更是不能对所帮扶的工种挑三拣四，不能对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资提异议，只能无条件服从，否则就取消帮扶就业资格。在这样的就业政策下，大多企业在招聘员工时，都恃岗自傲，遇有问及工资福利、劳动条件的应聘者便拒聘，内部管理上更是缺少人文关怀，只有老板说的，没有员工说的，老板叫干啥就干啥，员工心里怎么想的老板一概不问，员工就像流水线上的一个活动机器或者一个零部件。能正常运转的就继续，跟不上节奏的就撤换，根本谈不上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人际关系淡漠无情。在这样的工作氛围下，孤独、忧郁、焦虑、心理压力，心力疲惫已成为职场中最常见的问题。

　　富士康频发的跳楼事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缺少人文关怀管理的并发症。其实，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只是全国诸多民企人文关怀管理不善的一个缩影，一种典型反映。

　　人文关怀管理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早就融入我国的企业管理制度之中，只是过去未单独上升为理论体系，而是朴素地称为关心职工，搞好职工的思想工作罢了。

　　曾几何时，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成了企业的座右铭，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企业的老总、老板们丢弃了人文关怀的好传统，忽视了人需求的多层次性，将职工单纯看成是一个经济人甚至是随意操纵的机器人，致使干群关系紧张、人际关系互相封闭、情感冷漠、诚信不足等问题日益增多，员工的精神压力也随之加大。这对员工的身心健康、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安定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消极作用。

　　人文关怀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说白一点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人文关怀与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并不冲突，相反还有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曾经说过：“中国的企业家在充分认识了资本的魅力之后，还须进一步借助思想的力量，从人文关怀的高度，来担当起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使命。因为企业家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境界，不仅决定着包括企业员工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也决定着他们一生的幸福总量。”

　　他认为，当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充分激发出来之后，财富的涌出就成为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巨大的财富的确给广大的中国人尤其是企业家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然而，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和价值的多元化，使得人们在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的满足之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幸福指数的提升作用，出现边际效用递减。幸福指数将越来越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而作为企业领导者的企业家，他们对精神生活的诉求，总是离不开对人文环境的创造。企业家的信仰，企业家的胸怀，企业家的心境，企业家的修养，构成了企业人文环境的基本要素，也成为他们影响这个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企业家的财富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个人的消费在其中的比例就显得微不足道，这些财富的表现形式，只能是社会财富，他们只是这笔财富的管理者，这些个人名义下的财富，不论是表现为厂房也好，住宅也好，现金也好，证券也好，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拥有这些财富的本质意义，其实是一种社会责任。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社会责任，理由在于：要使这些财富实现增殖，不仅需要企业家付出更艰辛的劳动，而且需要发动其他人来打理，发动众人打理的过程，也就是为解决社会就业的过程，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为国家创造税收的过程。

　　企业家享有的不仅是财富增殖过程的快乐，更是以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证明自己对市场的理解把握，并通过企业运作过程来实现自己的经营管理思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权力的理解和使用，不仅影响他们对人生幸福的感悟，而且影响他们对其他“人”的幸福。西方一位哲人说过：权力者的幸福最终来自于被权力者的幸福。企业家是权力者，与政治家略有不同的是，他们要让股东满意，让员工高兴，让顾客忠诚。因为集三者制约于一身，所以当好一个有责任的企业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