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

王尔德

　　“当傍晚远处街头传来《少女的祈祷》的名曲音乐，居民就会为垃圾穿上‘外衣’（专用垃圾袋），在台北街头排队将已经分好类的垃圾送上车。”在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看来，台北的垃圾运送甚至有一种仪式感。

　　目前，台湾地区的垃圾减量效果非常突出，堪称奇迹。根据简又新介绍，台湾人均每日垃圾清运量已由1997年的1.143公斤下降至2010年的0.482公斤，降幅为57.83%，远远低于国际人均日垃圾清运量1公斤的平均水平。

　　对这一成绩，曾于1987-1991年期间担任台湾地区第一任环保署署长的简又新认为，这主要归功于台湾地区政府层面对垃圾问题的高度重视，垃圾问题在台湾地区是一个关乎公权力和公信力的政治问题。

　　简又新在环保署任职期间，推动了台湾地区的垃圾处理从民众的私立救济到政府部门的公力救济的转型，并做了不少开创性工作，如第一批两座焚化炉的建立、资源回收工作的启动等。而这些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他认为，依赖于台湾地区的环保教育的开展，环保教育是环保事业的第一推动力。

　　这与他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他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取得航空工程学博士学位返回台湾后，曾经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退出政界后，他于2007年创办了一个带有一定教育性质的NGO——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该基金会致力于推动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和施行可持续发展。

　　从“垃圾战争”到零填埋

　　希望在2020年实现零填埋

　　《21世纪》：垃圾处理大体上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简又新：垃圾成为台湾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很穷，到80年代时民众突然都非常有钱，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工业污染特别多，空气污染、水污染很多，另一个是，随着人民富裕了，消费多了，很多垃圾就跟着产生了。

　　突然之间台湾冒出了这么多垃圾，行政部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起初台湾没有卫生掩埋场，也没有焚化炉，只能粗放地掩埋，再讲难听一点，就是直接倒到河床里面去，台湾四边都是海，所以一下雨垃圾就冲到海里去了。

　　垃圾问题在大陆今天叫垃圾围城，而在当年台湾叫垃圾战争。我这个地方没地方倒，我就倒到你那边去，村与村之间经常因此发生类似纠纷。1987年台湾地区成立环保署之后，行政部门开始出面解决这个事情，将垃圾视为一个政治问题。

　　大体上看，台湾的垃圾处理经历了一个这样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过程，在公立救济的路线上，从起初的填埋与焚烧并行到后来的焚烧为主，填埋为辅。并希望在2020年实现零填埋。

　　《21世纪》：为什么说垃圾处理，在台湾地区是一个政治问题？

　　简又新：为什么叫政治问题？它牵涉到政府的公权力和公信力的问题。民众交税了，期望你政府去做垃圾处理，那么当政府去做时，必须考虑你的政策能不能执行，执行不下去，如果民众抗议，政府可能会失去公权力。第二是公信力的问题。政府去跟民众讲，这个焚化炉有多好，很干净的，不会对你有任何影响，但是民众就找国外的资料，说焚化炉会产生二噁英。垃圾处理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必须妥善处理。

　　透明度打消民众“焚烧”顾虑

　　监测结果不是行政部门说了算，而是第三方的NGO和研究机构一起参与，公开结果

　　《21世纪》：在大陆近年来，发生了数起民众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公共事件，而台湾地区的垃圾焚化厂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台湾地区的第一座垃圾焚化厂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简又新：从政府考虑建垃圾焚化厂起，就引起了民众的很多争议，要建就在你家后院建，反正别在我家后院建就行。为了让民众相信政府，政府把一些民众送到日本去看，民众看得也很高兴，但是一回到台湾他们又觉得不行，说日本人又干净又守法，还是不要相信我们的政府。

　　这样的反复就让这种沟通变成一个很痛苦的协调。台湾地区政府部门给钱给县市，但县长们协调不出建设地点。台湾的第一批垃圾焚化厂有2个，是建在台北县的新店和树林，为什么选在这里？就因为这两个地方比较偏僻，人烟稀少。为了提高公信力，我们在建的时候，找了德国人来设计、日本人来施工，以保证工程的质量，今天它们还在运转。

　　为了消除人们的顾虑，当时我们在焚化厂的污染物监测上，让第三方来做。监测结果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第三方的NGO和研究机构都可以来做，大家一起来看，公开结果，看看排放物是否达标。

　　现在台湾一共24个焚化炉，它们都没出过问题。可以很自豪地说，台湾的垃圾焚烧是做得很好的。

　　《21世纪》：在焚烧之外，台湾地区的一部分垃圾也在进行填埋，那么填埋这种处理路线有没有引发一些争议？

　　简又新： 填埋既占用土地，也会对地下水有一定影响。在焚化厂比较少的时候，填埋比较多。当焚化厂越来越多的时候，填埋这种方式就会逐渐淡出。

　　目前，台湾地区焚烧领域出现的情况和大陆相反，即可以供焚化炉焚烧的垃圾越来越少。我们本来要建36个焚化炉，但后来建到24个的时候发现，垃圾已经开始减量。现在有些地方的焚化炉要停炉了。

　　值得一提的是，台北的垃圾处理整体做得很好，几乎已经全部靠焚烧了，这比发达国家还要快二三十年。其他县市如台南也做得很好，台湾未来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零填埋。

　　垃圾随袋收费实现垃圾减量

　　不按照规定分类倒垃圾，居民将被罚1200至6000台币

　　《21世纪》：填埋和焚烧属于末端处理的手段，解决垃圾的更为有效的手段还是前端的减量，台湾地区在这个方面有哪些经验？

　　简又新：的确，我们应该更关注前端的处理，也就是3R（Reuse 、Recycle和Reduce，即再利用、回收和减量）。首先谈谈再利用，在各种垃圾中，不少是可以再利用的，比如超大垃圾，像家具。

　　在回收方面，我们引进了生产品延长责任制制度，这个制度要求一些行业的企业每生产一件产品，就要交一定的钱，来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政府将这些企业回收基金汇集在一起成立一个资源回收基金，由环保署统一管理，这个钱环保署不能动，而是反馈给专事回收的工作人员，其中可能包括专门的企业，也包括NGO和个人。我们从1989年公布产品回收的项目，一开始，就获得了社会层面的支持。以宝特瓶为例，我们第一年做回收率就达到5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95%，全世界第一。

　　在减量方面，台湾主要采取了垃圾分类。垃圾分类比较复杂，从2001年起，我们在十个县市强制推行垃圾分类，各地做法不尽相同，在台北垃圾分为一般垃圾、资源垃圾和厨余垃圾。

　　不按照规定分类倒垃圾，而是混杂倾倒，首先资源回收车不予接收，其次居民将被罚1200至6000台币。

　　《21世纪》：我们知道，台北的垃圾减量做得很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推行了发垃圾袋收费制度，这一制度是如何设计的，在推行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简又新：对垃圾收费，主要的考虑是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其实，对垃圾收费的钱远远不足以支付垃圾处理的成本，但是它所产生的改变人们生活习惯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台北是台湾地区最早实行垃圾收费的城市，垃圾费随垃圾袋征收。垃圾收集车只会收由台北环保局指定的专用垃圾袋。这种专用垃圾袋分大小6种规格，容量5公升的最小袋子价格是2.25台币，容量为120公升的最大袋子的价格为54台币。这其中既包括了垃圾袋的成本，也包括了平均每公升垃圾0.45台币的运输成本。在这种制度下，台北的一个三口之家，每户每月的垃圾费要150台币。

　　尽管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那么有没有在推行之初，遭到人们的反对？据我了解，没有。为什么？因为台北的居民素质高，我们的环保教育做得好。

　　在该制度实施之后，每户每天的垃圾量台北由之前的2.97公斤，降为今天的1.009公斤，减量67%；台北市由1999年的平均每日产生2970吨，跌至今天的每日1680吨，即减少了43%。

　　但在台湾地区，目前只有台北和新北推行了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