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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折回北上广重回围城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09-14 22:30 来源: 中国产经新闻报

  本报见习记者 张学智报道

  “太好了,终于上大学了,可以学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还有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再也不是高中那种枯燥的生活了。”一位中国传媒大学新入学的新生高兴地对身边的父母说。

  9月是一个“迎新”的季节,经历了高考磨难的莘莘学子开始步入大学校门,一张张兴奋而满怀憧憬的脸在校园中随处可见。然而在同样的校园内,有些学生则满怀忧虑,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

  “刚来到学校时,我和他们一样,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对生活充满了期待。但大学生活转眼间就结束了,而现在我正在为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而奔波,宿舍腾出来了,只能住在学校的招待所里。留在北京,每月的工资付完房租后所剩不多。”刚王军看着新来的学弟学妹(化名)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

  在北京打拼难,那就回“老家”打拼,这几年不是有逃离“北上广”的趋势吗?

  “本想着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熟练的业务技能,回洛阳就能打造出一片天地,但是回来才发现,没有人脉关系,处处都要碰壁。”张伟无奈地对记者说。

  一年前,张伟还是北京一家合资公司的市场策划总监。刚开始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时间一长了,就觉得离家太远了,那种漂着的感觉太明显了,房子买不起,车子得摇号,房东要涨租,一连串事情让张伟下定了回洛阳老家的决心。可是回来在洛阳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张伟就感到了“水土不服”。

  “在北京和客户谈工作,重点是产品性能和市场营销方案,而在这里,谈工作一般是在酒桌,牌桌以及洗浴中心。如果不能融入这种生活,就不具备这种环境下的‘工作能力’了。在这个圈内,没有人脉关系和资本铺垫是根本不行的。”张伟对记者说。

  “大部分毕业生从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回‘老家’之后,都感到了不适应。毕竟一线大城市垄断着相关产业产品的研发设计,金融服务以及高层管理资源。而二三线城市并没有那么多对接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的岗位和机会。即使你有一身的本领,但没有施展的机会。”山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的王老师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

  离开上海回到太原的赵倩与张伟不同,她遇到的则是另一件让她无法接受的事情。半年前,赵倩的同学告诉她,太原有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思量了一番之后,她觉得与其在上海这种大城市漂着,不如回去找份稳定工作,踏踏实实生活。然而,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发现与她同时进单位的另一个男孩直接正式上岗,无试用期,而且单位的一些补助他样样都有。

  “同事们说他父亲是政府部门的一个领导,劝我想开些,在中小城市,都得看背景看关系。”赵倩无奈地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其实不仅仅是这件事让她感到郁闷,“在单位举行活动时,我总想展示一下自己,策划一个漂亮的活动方案,毕竟自己在上海的公司时公关部经理,干这些事手到擒来。但是领导只是听听而已,不会采纳的,他会用‘自己人’。”赵倩说。

  今年七月份毕业的张星应该还算幸运,学校发布了村官考试的通知后,他毅然就放弃了在上海的工作,回到学校复习考试内容,通过层层努力,终于考上了山西省介休市的一名村官,“大四实习时就到上海了,这里虽说工作机会多,但是人才也多,生活成本也高,每月除去所有开销还得额外搭一部分进去,就算以后薪水涨了,但你也赶不上房子涨价的速度,至于在这里成家立业,那就更不可靠了。现在到地方到基层工作,各方面都有保障,生活成本降下来了,工作起来也无后顾之忧了。即使是服务期满后,也可以参加考试,转成正式的公务员,村官内部考试,还有优惠政策,比起全国统一性的公务员考试还是简单了很多。”张星对记者说。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从教育和就业方面分析年轻人之所以返回大城市的原因主要是:首先,地方单位并不如上级政府所设想的那样求贤若渴,并能很好理解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并没有想好怎样培养、管理、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大部分返回家乡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学生感到“水土不服”,备受冷落。其次,由于缺乏长远规划,地方单位并没有编制解决这些大学生以及返回人员的长远就业,因此,就是大学生在完成计划、工程服务期之后,想继续留下来,也比较困难;最后,我国各级政府,由于各种既得利益因素的阻挠,并没有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科学规划和长远打算,地方追求GDP经济,谋求短期的政绩,这与大学的GDP教育相结合,使大学生就业也成为短期的政绩工程。

  媒体人单士兵认为,年轻人逃回“北上广”是一种人生“围城”的无奈,不仅仅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更多是文化上的因素。很多人留守在一线城市,尽管遭受着经济压力,但是,文化却又能提供出一种无法替代精神的疗治。这种文化还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图书馆、博物馆等良好的公共文化场所,更多在于这些城市里面聚合着大量拥有共同文化价值认同的人群。这一切,都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辐射,让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免于沉陷在精神荒漠之中。现代公民是理性经济人,但也需要呼吸文化源头活水而生存。而面对“文化围城”,无数年轻人只能在逃离与复归中困顿焦虑。

  其实,有着逃离或逃回经历的年轻人有很多,虽然带着痛楚带着无奈,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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