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才能产生公信力

　　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卢汉龙专访

　　本报记者 马广志 上海报道

　　 有关中国慈善的话题，最近一直没有中断，从“郭美美”到尚德的“诈捐门”，再到被冠之以“卢美美”事件的卢氏父女，无不引来网络的围观和质疑。随着媒体对事实真相的调查和曝光，也让越来越多在外围旁观的人开始思考，中国慈善到底应该如何发展？中国又究竟需要怎样的慈善？记得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日前，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卢汉龙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更是明确表示：“中国慈善不透明，则无发展。”

　　慈善公益

　　不能由政府主导

　　 《华夏时报》：近两个月来，中国慈善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您觉得问题根源在何处？

　　 卢汉龙：目前中国慈善事业所遇到的问题，都源自慈善活动公开、透明不足而生的神秘感及淤积在公众心底的不确定感。说到底，慈善行为是一种所有权的让渡行为，按照公认的慈善理念，捐赠者应该享有足够的私域保护，而募集者作为捐赠的社会承担方，应像一堵透明的“玻璃墙”，确保社会资产走向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成为某些人炫富的资本。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慈善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2008年更由于汶川大地震而出现了井喷式的局面。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由政府的方式来做担保的。人们并非是对慈善本身怀疑，而是对政府的运作机构怀疑。失信于公众的慈善事业必将裹足不前。但如果慈善要正常发展的话，慈善公信力的保障必须来自于它自身的规律，自身具备的机制。慈善是民间行为，靠政府来建立公信力本身就错了位。

　　 《华夏时报》：也就是应该是民间的。

　　 卢汉龙：对，应该有一种民间的公信力。在我国，由政府来担保慈善机构的公信力，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我国政府长期在指令性计划的条件下掌控几乎所有的公共资源，社会所能掌握的资源极少。现在经过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拥有了资源，慈善事业所汇集的公共资源有它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是不能讲市场的，否则它就会通过权力来获取某些资源，而市场又是讲个体利益的，所以现在一些跟政府有关的部门的公信力就会受到影响，甚至遭到质疑。我认为，政府应该用财政拨款、政府基金、福利项目招标等多种方式向社会慈善机构购买服务或提供资源，而不能对民间汇集的资源做过多的干预。

　　 如果仍然由政府来主导慈善公益的话，那么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资金及其他资源的市场运作，只能造成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就像公众越来越质疑国有等垄断企业一样，在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如果政府继续用政府参与市场活动的方式来运行慈善的话，政府公信力必然会受到挑战，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华夏时报》：2010年出版的《中国慈善事业蓝皮书》将现代慈善定位为民间公益。如今，在慈善乱象此起彼伏的情况下，“让慈善回归民间”的呼声越来越高，您认为回归民间就会“万事大吉”吗？

　　 卢汉龙：让慈善回归民间，其实就是回归到一种公共的民间社会，这样就会产生竞争，竞争才会有公信力。因为如果民间慈善组织没有信息披露，捐赠资金流向不透明，就会没有公信力，就会募不到资金，就生存发展不下去。这就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最有活力的是私人经济一样，如果它作假而不勤勤恳恳经营的话，就赚不到钱，就无法发展壮大。

　　 但现在一些慈善机构仍然是由政府来运作的，还属于行政化单位，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形成了对公益“市场”的垄断，故步自封、欠透明的运行方式，哪里还有什么公信力呢？反正捐来捐去都是捐给他们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008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呈现一种井喷式局面，这说明社会上做好事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且社会也有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公募基金会也好，民间公益组织也罢，一定要强调竞争，有竞争了才会知道哪家有公信力，哪家没有公信力。

　　信息不透明，

　　慈善就无发展

　　 《华夏时报》：2010年，各基金会组织搞了一个基金会中心网，要求各个基金会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公布信息。

　　 卢汉龙：是的。“基金会中心网”是2010年初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35家公募、非公募基金会共同发起筹建的，旨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基金会财务收支及资助项目和捐款信息平台，成为社会公众和捐赠者监督基金会工作、监督捐款使用的透明窗口，也成为政府强化对基金会监督管理的有效渠道。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让大家都更加关注基金会中心网了，以前很多基金会都不愿意报，现在大家都愿意报了。所以，我觉得这倒是好事情，能够促使基金会等慈善机构更加注意信息的披露，促使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华夏时报》：前不久，民政部出台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您认为这对慈善组织本身的透明化能起多大作用？

　　 卢汉龙：不可否认，《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对推动慈善组织各方面的工作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正是现代政府对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所能起的角色作用。现代政府不是越俎代庖地替慈善公益机构提供公信力，而是要通过依法管理建立社会慈善的发展环境。但是仅靠一个《披露指引》恐怕也解决不了追责机制缺失，信息披露真实性鉴别、中间评价等环节构架薄弱等问题。最根本的是，我认为还是要采取一定措施，建立起一个公平进入到慈善捐助市场，靠竞争来提高公信力，靠竞争来提高服务能力的市场环境。

　　 《华夏时报》：是否可以说您倡导的就是“竞争慈善”？

　　 卢汉龙：是的。政府垄断下的慈善机构只有彻底放弃慈善特权，和其他民间慈善NGO组织一起平等地做慈善，看谁做得更好，做得越好，获得的社会捐助就会越多；做得越差，获得的社会捐助就越少。

　　 《华夏时报》：其公信力自然就高。

　　 卢汉龙：对，一味靠垄断，公信力是永远难以重建和持续下去的。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慈善事业有垄断就会不透明，不透明就会无发展。

　　培育慈善文化

　　要从娃娃抓起

　　 《华夏时报》：有评论称“中国并不缺乏慈善家和潜在的慈善家，中国所缺乏的是让慈善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环境”，除了体制的行政化和法律的滞后外，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卢汉龙：慈善文化。慈善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这从很多国家的慈善事业发展都和宗教事业有关可以看出。大家都知道，人类社会的道德大多是来自于宗教戒律，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儒家学说在国际上被看成是“儒教”。儒家的道德规范以及中国人相信祖宗和报应的道德约束具有“宗教”的替代功能。我国现在对宗教信仰还很排斥，这也是慈善事业不能健康发展的一个障碍。因此，我们要进行慈善文化培育，把儒家的“性本善”伦理道德激发起来，从小教育孩子要有爱心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有很多乐趣。一个世界观和人生观不明确的社会是很危险的。

　　 我们知道，任何善行都不是单方面的。无论是作为接受方，还是捐赠方，它既是一种社会需求，也是一种个人需求。所以，作为受助人，应有一颗感恩之心，那么，作为捐赠人，也应该尊重受助人的尊严，乃至尊重整个社会由来已久的慈善文化。

　　 《华夏时报》：您认为一个成熟的慈善事业是怎样的？

　　 卢汉龙：首先，成熟的慈善事业要以互惠机制为基础。社会机制是互惠交换，它能维系社会关系，提高生活质量，体现人生价值。所以说，基金会的工作或者说慈善机构组织的工作，难就难在它需要用社会机制来获得生命力，而不是靠市场机制的金钱和权力机制的服从。

　　 其次，成熟的慈善事业，其组织也应该是多元化的。有些组织门槛非常高。成熟的慈善组织以非营利为目的。市场竞争机制对于基金会来说，这里竞争的可能不是钱，而是竞争一种能力，不同的基金会和不同的慈善组织需要比宗旨，比绩效；宗旨和绩效要体现在非经营所得的利润里面，而是通过“经营”慈善把慈善越做越大。

　　 最后，成熟慈善事业的发展还要得到广义的社会责任主体的支持。在这里，政府有慈善的社会责任，企业有它的社会责任，社会部门也有责任。公益组织的执行能力，是社会非常关注的。这个执行能力怎样得到保证？就是提高公益组织的专业化水准。行业联合会组织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制定专业标准，一是监督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