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常识以及怨（法眼）

　　

　　

　　让人感叹的并不只是怨的凄切，而是与之相伴的“理”的浅明。这些“理”以常识的面目撩人耳目，且与司法之“理”泾渭分明

　　【新闻背景】

　　2011年9月9日凌晨，河北保定“王朝抢劫案”再审宣判：被告人王朝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此案因被告人王朝称遭李刚逼供引发关注。近日，王朝案审判长吴亦涛发言，解释判决理由。而王朝60岁的母亲杨慧贤对判决结果及吴的理由表示质疑，给《京华时报》传去一份13页的手写回应书，对吴的说法一一作出回应，声称可死在申诉路上。

　　挑战司法体制的人大概总需使些非常手段：西汉有缇萦上书皇帝，愿替父受罚；清代杨乃武之姐为申冤，甘愿滚钉板。出于血缘，鏖战司法，情理交融，爱恨交织，舆情颇动容。

　　60岁的母亲杨慧贤，借媒体之力，传达对司法的疑和怨。让人感叹的并不只是怨的凄切，而是与之相伴的“理”的浅明。这些“理”以常识的面目撩人耳目，且与司法之“理”泾渭分明。问题来了：两个“理”不“兼容”，要分胜负！

　　若较量，司法者便要先从裁判者的位置“落”下来。这一“落”，后果可想而知；若不应，未免又把理亏坐实、把怀疑放大成“罗生门”。那么，是否有必要对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上手段”，让其闭嘴呢？自然不可，即使在法律至上的国家，藐视法庭罪早已慎用。

　　其实，这样的冲突即便是让人很不舒服，可还是有其价值。至少，让孤立的个人有一定能力发问国家权威，免受潜在的司法黑暗的威胁。不仅如此，60岁的母亲杨慧贤手书的13页质疑，还提出了一个更为严肃、需要司法者持久思考的论题：法律如何与常识会通。

　　规则之治总要先教而后诛。法律理应成为常识，否则公民便无从守法，常识应被写入法律，否则公民就不便守法。但法律总是由少数人起草，由代表多数人的精英表决通过，掌握法律专门知识的人也总是少数。司法解释规定“关于瑕疵证据经合理解释可以采用”，其规定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价值权衡的后果。这是白纸黑字，自有其专业水准，审判长当然无从造假，可是它却无法成为常识。

　　正因为如此，司法者在用法时除了要谨慎照搬法律，还要细致对照常识，让适用法律的条规经得起常识的盘诘，否则就有可能沦为精英之治的“帮凶”，使法律成为少数人的技艺。

　　如果司法吸纳了这样或那样的常识之“理”，剩下的便是民众掌握的常识中不可消融的“硬核”——怨，这样的怨有集体性。出现这个必然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存在一个对权力有所期待却没有得到相应满足的人群；第二个前提是有一个足够大足够宽容的公共空间能够聚集这些怨恨。因此，60岁的母亲杨慧贤得到舆情的情感赞助。

　　然而，个人的怨易平，集体的怨则难消。当下法律与常识会通的障碍正是这种集体的怨，这种怨恨不但是情绪的，而且是伦理的，进而还可能是政治的。但这并不可怕，因为它不但合理而且正当。

　　事实上，在法律变迁中，起推动作用的，不仅只有理性与理解，也包括怨恨。让怨恨之“理”以法律形式表达出来，虽说是怨恨者的胜利，又何尝不是法律的胜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