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故事以神佛皇帝的名义

　　亢霖

　　大概是胡金铨最先拍出了在竹林中打斗的精彩场面，片名叫《侠女》。李安的《卧虎藏龙》肯定是向胡金铨致敬，张艺谋的《英难》就不知学他们俩谁了。功夫和竹林都是中国文化的鲜明象征符号，结合好了，当然有效果。如果有导演涉足日据台湾时代的反抗题材时，希望弄一场竹林戏。我这个大陆人想班门弄斧，推荐一个题材：林圯埔事件。

　　时间是1912年，地点就是林圯埔，在台湾南投。主角名叫刘乾，是个算命先生。日本小官吏大概顶反感他扶乩、占卜那一套，常去找茬。刘乾不堪凌辱，躲进深山，干脆运用多年算命的影响，广收信徒。刘乾传道时，谈起日本人来，当然夹枪夹棒没好话。除了出口恶气，其实也是为有一天的爆发做准备。

　　更重要的主角是竹林。林圯埔有大量竹林，老百姓靠山吃山，靠竹子吃竹子，历来自由无偿伐竹材、吃竹笋、用竹子造纸赚钱。日本人终结了大清的统治，也终结了这种日子。殖民当局搞起土地林野调查，从来没有明确产权关系的竹林成了“官有地”，禁止私人砍伐。活命的营生没了，当地人请愿没用，抗议没用，私入采伐者一被抓住，就是一通暴打。

　　一个叫林启祯的农民就这样被打了一顿，算命先生刘乾跟他熟识，两人认定，跟“倭人”之间已经到了有我无他的地步，“为了避免日本压迫就不能不杀尽日本人”。为了起事、成事，刘乾宣称圣人托梦，让他当明崇祯帝的义子，是天命所归。这支载入史册的“民变队伍”竟然只有十几个人，他们攻击日警派出所，杀死3名日本警察。日本人全副武装结队而来，老百姓终究不是对手，刘乾、林启祯等8人被俘遇难。在描述刘乾赴死的样子时，日本人用了我们熟悉的成语──“视死如归”。

　　但林圯埔事件和其他此起彼伏的抗争只是一些预演，高潮是发生在台南的西来庵事件，这是20世纪初叶宝岛上规模最大、牺牲最惨烈的一次反抗。西来庵是台南的一座道教庙宇，奉祀五福王爷，因为这次事件被载入史册。

　　西来庵事件的领导者叫余清芳，因此这场反抗又被称为“余清芳事件”。1895年日军初临台湾，17岁的余清芳就参加了武装抗日活动。日本人逐渐控制宝岛，局面平息，余清芳也暂时平静，还谋到了差事，内心却从未向现状妥协。1904年，余清芳辞去巡查补之职，出入台南各地，搞一些擦边球式的活动。他加入了秘密江湖社团“二十八宿会”，反日、抗日的言行越来越明显。日本警察的嗅觉是灵敏的，很快盯上了这个危险分子，将他拘押起来，送往“浮浪者收容所”进行“管训”，监禁时间长达3年。

　　余清芳针对日本人的“反骨”不会软，也许就在沉浮跌宕岁月里，他一直思考更有力的反抗办法。他找到的策略跟算命先生刘乾如出一辙，是打出“神佛皇帝”的名义。

　　余清芳后来终于有了据点，就是“西来庵”。他先跟这座庙宇的几个董事结识，后来直接成为西来庵的负责人。他逐步发展信众，被尊称为“余先生”。有人传说他有神力和神通，有人相信他是皇帝的中介者。当时台南的老百姓流传说，山中有新“皇帝”出现，手长过膝，耳大及肩，这显然借鉴了《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形象。

　　除了余清芳外，西来庵事件还有另外两个领导者，一个叫罗俊，一个叫江定。罗俊是台中人，在大陆亲历目睹了如火如荼的辛亥革命，深受感染。1915年1月，余清芳与罗俊会面盟誓，决定由余清芳负责南部，罗俊负责中北部，寻找机会共同起事。江定是台南人，长期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在深山中扯起了一支队伍。余、江两人会面后，江定成为余清芳的副将。

　　余清芳继续以神佛皇帝的崇拜联络民众，扶乩、请神等手法通通使出。组织和宣传活动的内容主要有：打出“大明慈悲国”的国号，宣称日本据台20年，气数已尽，到1915年不得不退出。宣称五福王爷已经发出神示，由余清芳担任“台湾人的皇帝”（他不止是“皇帝”的信使了），中国大陆将派出大军支援，台湾人应当里应外合，一举击退日本。

　　余清芳等人着眼于岛内活动，也没忘了观察大陆局势。1915年4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逼迫接受“二十一条”，激起了大陆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余清芳和罗俊商定，抓住时机，在台中、台南一起暴动。

　　箭在弦上之际，意外发生。1915年5月，日本警察在基隆开往厦门的一艘轮船上逮捕了余清芳的一名同党，搜出密信，暴动计划泄漏，总督府展开全岛大搜捕，余清芳等人被迫转移。6月，罗俊被捕。7月，暴动者袭击了一支日本警察队伍，击毙巡查。余清芳自此率众四处袭击警察及家属，获取枪支弹药，与日警展开激战。集结而来的优势日警部队发动围攻，暴动者终于被击溃。8月，余清芳误入日警和出卖者的陷阱。不久后，江定也被诱捕。

　　余清芳、罗俊、江定3个领头者注定会被日本人处死，这次暴动前后，死难的台湾人达到3万，震惊了世界，阴影一直笼罩宝岛十多年。

　　对于余清芳，对于算命先生刘乾，日本人很容易就可以攻击他们装神弄鬼，是邪魔外道。但日本人那么了解中国历史，不会不明白，神道信仰从来都是民众在绝望中反抗的精神武器。余清芳和刘乾能动员信众，发起注定失败的反抗，当然用了一些“精神控制”的法子。虽然鲍迪埃已经在《国际歌》中写出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台湾的暴动者们无缘聆听。在他们的经验里，面临一个无望又无助的年代，要跟强大蛮横的统治者干一场，也许只能从“天堂”和“天命”中获得勇气、希望。

　　作者为专栏作家，某媒体驻台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