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地方在宏观调控中作为空间巨大

　　刘伟　　

    北京大学副校长、BMW中经智库专家

　　中国还能保持多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这是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按照我国现代化的规划进程，进入新世纪以后，预计按不变价格计算，要实现第一个10年即到2010年，GDP的水平要比2000年翻一番；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到2030年增长10倍，达到新兴经济国家的水平，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及国际化方面的体制转型；到2050年前后，赶上中等发达国家。

　　如果要前30年的增长为2000年的10倍，就要求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7.2%。“十一五”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10.5%，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十二五”的年均增长会高于7%。而事实上中国现在只要有6%的增速就可以实现2020年翻两番的目标，这意味着前10年翻一番提前了3年，后面到2020年的翻两番还有可能提前。即到2015年，“十二五”规划的结束年，就有可能实现中国提出的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也就是说，“十二五”期间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或者有赖于地区经济增长。因为地区经济的增长具有创造性和地区优势，同时地区的梯度效应是大国持续增长的表现，这是小国无法比拟的。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能够保持比较长的时间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尚未起飞的时候，区域之间的差异是落后的突出表现，如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特征就是地区之间不均衡、差距大。但当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的时候，存在地区差异反而是一个国家地区经济能够保持增长的重要资源和条件，甚至是优势，这就是大国经济增长的梯度持续推进的效果，中国现在恰恰在享受这种效果。

　　有一个论证，认为中国高速增长期大概还有15年。其基本理由是，按照现在的标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大概到2025年基本达标，在此之后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开始放慢。也就是说，前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后面还有将近20年高速增长的可能，中国经济还处在长达50年左右高速增长长周期的后半段。这样的长周期与地区之间的差异和地区之间的梯度推进有直接关系，我们要充分享受地区之间增长的效益，使中国高速增长更稳健。

　　发展方式的转变

　　与区域战略关系密切

　　再过十几年二十年左右，中国可能达到当代国际标准下的现代化门槛，这是最大的历史机遇。但是，有机会就有挑战，当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可能面临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拉美陷阱，90年代东亚的泡沫，还有现在正在发生的中东、美非危机。这些国家经过高速的发展，穿越贫困后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但由于种种原因，错过了或者极大的向后推迟了本来面临的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会。2006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中等收入陷阱，据我了解大概是三个原因。

　　一是内需不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相应人们的消费需求也活跃起来，要把这种需求活跃以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变成现实是需要创造条件的。从投资的角度来说，要保持高速增长需要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大提升。在低收入的时候，投资需求较快，因为要素便宜，发达国家可以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的产品与技术，使其能够保持几年的高速增长。到中等收入阶段，要素开始变得不便宜，发达国家就停止或者放慢向这里的产业转移，此时富余资金能否投出去，关键在于新产品的开发能力的提升。

　　另一个原因是成本攀升。伴随经济规模的扩大，竞争力从低廉的成本优势转变为创新能力的提升，经济的发展开始要效率，这时带来的通胀压力无法分解，会导致需求疲软的同时伴随高通胀。如此一来，在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现发达国家70年代发生的所谓滞胀，经济萧条与成本提升并存，带来严重的社会混乱。

　　此外，之所以发生中等收入陷阱还可能由于制度创新力弱。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水平低会导致大量资源掌握在非市场的政府、公共权力的拥有者手里，企业很难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资源，而是要通过劝说政府获得，劝说政府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行贿，这样就会使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按照市场竞争的效率原则分配，带来大量的权钱交易，经济发展低效益的同时高腐败，从而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穿越中等收入阶段，错过或延迟发展机会。

　　中国要穿越这个陷阱，就要控制住导致这些陷阱发生的因素。核心是用各种办法保证效率的提高。“十二五”规划里提到了如何提高国民经济的结构效率，特别是如何提高每一寸国土的利用效率。大国的效率提高，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其区域战略、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何在区域发展结构上突出区域优势，提高发展的效率，这是“十二五”期间面临的非常重要的课题。

　　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

　　有更大的作为空间

　　从目前的宏观调控来看，我们面临复杂的局面，世界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内需不足，没有真正摆脱总需求疲软，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和严重衰退不是没有可能。另外，通货膨胀压力较大，不仅表现在通货膨胀指数有大的上升，更重要的是这次通胀的原因比较复杂。讨论较多的是这次通货膨胀带有成本推动的特征，一个调研结果表明，大概40%的物价上涨来自于成本推动，50%的物价上涨是需求拉动。

　　这次通胀还带有国际输入性质，像石油、铁矿石、大豆等涨价对中国影响较大。导致这次国内的宏观调控政策非常被动，作用不明显。此外还有宏观拉动的滞后性。2008年金融危机时政府投资了很多钱，这些钱现在陆续带来通胀的压力。所以说，现在通胀压力大，有成本推动性，传统紧缩需求的办法不管用，有国际输入性，有时间滞后性。

　　眼下中国宏观经济既有经济衰退的威胁，又有通胀的压力，从需求上调节没有太大的作用。货币政策的调整有需求效应，也有供给效应，因此中国宏观调控更要强调供给关系的调整，仅靠中央的宏观调控作用是有限的。要在刺激企业积极投资的同时，增大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企业费用，各种政策都需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过去中央和地方在宏观调控中产生冲突，主要是围绕需求冲突。在总需求管理中，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大，但是在总供给管理中，作用空间非常大，在中国这将是一个有极大创造空间的领域，对提高中国宏观调控的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统一协调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宏观调控科学化的重要方面，这样才能让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均衡、有效的高速增长。

　　在中国如何发挥供给效应？就是要尊重地方的积极性、条件、优势、特点。对供给管理来说，中央政府参与过多会导致计划经济，但对地方来说，有条件也有能力更多直接影响企业和劳动者，如扶植培育企业、劳动者竞争力提高的举措。像区域政策、企业政策、人力资本投入政策，对劳动者保护和福利提高政策，效率提高政策，这些都使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当中有更大的作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