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低收入者最感税负不合理 学者称国不富民不穷

　　减税吗？

　　中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被指对税负最感不合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实习生 朱杉 北京报道

　　“福布斯称中国税负世界第二”、“我国全年财政收入将超过10万亿元”，中国税负这个老话题，永远不缺乏关注者。我们“国富民穷”吗？税负很重吗？减税吗？

　　学者称“国不富，民不穷”

　　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由此测算，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而与之对应的是，大部分居民感觉自己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长。

　　很多人担忧我国财政收入增速过快，或将抑制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并导致“国富民穷”。

　　“国富”吗？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认为，去年GDP调整到40万亿左右，今年GDP应该是45万亿，10万亿财政收入仅占GDP 20%多一点；而且负了20多万亿的债务。如果把土地之类的收入去掉，确实不算高。

　　“民穷”吗？

　　“民穷也谈不上，只能说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稍微小一点。”王朝才说。

　　跟王朝才有相同看法的还有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果断地表示：“国富民穷这种说法基本上应该否定掉。”

　　刘桓得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当前我国财政预算改革在做结构调整，向民生倾斜的越来越大，财政收入用于老百姓生活开支所占的比重比过去高很多。

　　据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去年全国财政用于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方面的支出近3万亿元，同比增长21.1%，用于民生的支出合计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

　　“总的来说，生产建设性的财政朝着民生公共财政方面转换，这个力度还是很可观的。”刘桓说。

　　谁最感到税负不合理？

　　针对福布斯“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的说法，《人民日报》发文予以否认，称中国宏观税负低。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个人、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增值税，财产税六税种简单相加的算法，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理由是，这一计算方法存在多种缺陷，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同时引用了《中国统计年鉴2010》等多方数据，并采访了多位专家，指出以国际标准“宏观税负”衡量，我国税负并不高。

　　对此，福布斯再度回应称，“税负痛苦指数”并非针对中国。各国情况不一，选取共同点比较可能存在不足，但不能说它不科学。税负痛苦指数最大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国际比较的参照，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税负水平是偏高的。

　　但《人民日报》与福布斯却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中低收入者以及中小企业对当前税负水平最感到不合理。

　　在湖北省财政厅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傅光明看来，国家与政府执政的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群众的富裕，让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工程，为百姓造福乃是根本。在我国当前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形下，减税势在必行。

　　结构性减税是方向

　　减税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主要方式始自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三提税改。近年来，“结构性减税”逐渐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主要方式。

　　“结构性减税”一词首次被提出，是在2008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

　　刘桓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央明确提出，“十二五”要实行“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的意思有两点：第一，我国的税负总体上要下降，要让企业有更宽松的经营环境和条件；第二，税制的税种调整是有增有减。减的，比如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增值税，应该有进一步减的空间和余地。增的，比如在环境保护方面，为抑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要采取坚决措施对其施以高税，对污染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加以补偿。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指出，要进行结构性减税，“对于小企业、企业的创新活动还要给予税收优惠要尽量减税；但同时也要有结构性增税，最典型的一个是资源税；此外，特定税种也要有增有减。”

　　嘉宾

　　王朝才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

　　刘桓

　　国务院参事、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

　　杨志勇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

　　傅光明

　　湖北省财政厅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

　　我国税负到底重不重？

　　比较重

　　傅光明：我国的税负还是比较重的，特别是流转税这一块比较重，所得税不是很重，但是所得税这一块征管不严。我国税收的来源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这些流转税环节，可能存在重复征收的现象。

　　福布斯说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我对这个观点不大认同。因为我国的名义税收和实际税收之间有很大差距，我国现在名义税收很高，实际上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高，如果特别重，我国的经济就不会高速发展，企业就会垮台，事实证明我国的税负基本上是合理的。

　　不好说

　　刘桓：重与不重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国家的税收大部分返还给居民，这就不重；如果大部分的税收没有返还到居民身上，哪怕比重再小，我也认为很重。所以重与不重，第一指的是税收的绝对数；第二是税收占GDP的比重，也包括增长速度和GDP相比较；第三是指税收返还给纳税人的比例有多少。这三个因素综合分析，才能说重还是不重。

　　比例高不高，看宏观税负用什么口径。如果仅用国家预算内的收入，那是不高的，如果把中国特色加在内，如社保金等包括进来，那就不能算低了；如果把返还的数字作比较，目前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现在福布斯仅凭六个税种的最高税率的简单相加，这个算法恐怕是经不住推敲的。

　　杨志勇：要看怎么看这个问题了。要说重，随便找一个国家比较下，是有些重；但是和北欧的一些国家相比，又不重。这个见仁见智。税收占GDP 5%或10%，有可能是重，但要看收上来的税花到什么地方去。

　　其实很多人都没注意到福布斯那个排行榜的目的是什么。比如有人说把最高税率加到一起不合理，他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其实加到一起提供了一个营商环境，更多的是给投资者、富人们来看的，不是给一般人来看的。福布斯把每种税的最高税率加在一起，比如个人所得税，加起来有45%，但是大部分人并不是45%。

　　减税是否是未来税改的目标？

　　赞成者

　　王朝才：我同意“减税是未来税制改革的目标”这一说法。目前我国有些税的税率实在太高了，像增值税、营业税等，可以适当地调低税率，同时增值税要扩大范围，加强征管，把降低税率的损失补回来。

　　刘桓：这个我赞同。因为减税是搞好经济的一个步骤。企业生产、发展有很多内部、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经营团队的水平、成本核算的严密性等等，但是外部成本核算，国家宏观税收制度、环境和条件，也是企业生产发展必要的因素。我的理解是，搞活经济，核心是搞活企业。目前我国大中小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着很多经营方面的困难，比如融资，市场的环境等等，都需要政府去创造良好的宏观条件。所以，为搞好企业，减税是“十二五”时期的主要内容。

　　傅光明：减税是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应该向这个方面发展。目前增值税对企业来说税负是重的，应该降低一点。此外，农村的隐性税收还是比较重，名义税收和实际税收还是有差距的，因此，国家要把老百姓的税收降低。我国的税收体制和西方不同，西方主要是所得税，我国是以流转税为主，不单是减税的问题，还要改革税制。我国慢慢富强以后，要由流转税向所得税方向转变，所得税更加公平一些，漏税也少。

　　反对者

　　杨志勇：减税肯定不是税制改革的目标，税制改革的目标是让税制更加完善。可以说未来税制改革伴随着减税的措施，但不能说是目标。

　　实行减税措施的前提是收入要达到一定水平。这些年来财政增长比较快，就给减税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我认为少提什么结构性减税，这些名词都含糊不清。

　　我国的税制结构是否合理？

　　不合理

　　王朝才：不合理，应该适当调高一点直接税税率，这样作用就会大一些。现在看来，直接税比重越来越低，个人所得税低，遗产税、财产税很难出台，而且这些税种近期也不可能有进展。间接税又存在增值税和营业税打架的问题。服务业中营业税的税负很重，比增值税还重。

　　杨志勇：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现在增值税、间接税比重比较大，就带来一系列问题。原来说发展中国家应该以间接税为主，现在经济全球化之后，发现不太对。于是提出要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

　　合 理

　　傅光明：基本上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财富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的税制不能完全搞西方那一套。我国的所得税和流转税并存，要有一个过渡。但是另一方面，要开增一些新税，像房产税等。在西方，你买两套房子，第二套房子就要交税。

　　没有合理与不合理之说

　　刘桓：没有什么合不合理的问题。世界上的税制结构有三种，有的是流转税为主，像中国、法国；有的以所得税为主，像英国、美国、日本；也有的以增值税、所得税、流转税并重。所以，税制合不合理要因国、因不同时期而异，不能说什么样的结构就好，什么样的就不好。

　　在我国，很长时间之内，我判断，流转税占有主要的位置。因为所得税为主的国家有很多条件，比如核算水平很高、纳税人申报的习惯养成、企业在经营核算中的准确度高、公民纳税的意识强，等等，这些东西如果不具备，我们就不能实现以所得税为核心的税制。所以，中国以流转税为核心的税制将长期存在。

　　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有多大？

　　能调节贫富差距

　　王朝才：我们要更加强调税收的收入功能，政府要通过税收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最主要的功能。税收调节功能有一些，但是不能把它看重了，比如我们不可能个人所得税一下子提高，世界税率就这么高，一提高富人都跑了，所以调节功能是受了很多限制的。像有些政策性的，比如节能、科技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大面积的税收调节我们不主张。

　　刘桓：我们个税改革基本的宗旨，就是要通过财政、税收等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调节收入差异。收入差异的调节，总的来说，有一个分配体制；就税收、财政而言，财政手段可以通过财政的补贴、转移支付让最低收入人群受到直接的补贴。就财政之外的税收手段而言，可以用所谓“削峰填谷”的办法。

　　“削峰”就是把最高一级的收入通过税收拿回到国家财政中，进行再分配，具体表现就是取消了40%的税率，8万元以上过去是40%，10万元以上是45%，税改之后8万元以上统统是45%，所以在新税制之下，少数收入很高的人群，税收负担增加了。

　　“填谷”就是通过税改将个税改革的起征点，从2000元提到3500元，因此免税的人群开始增加。关于新旧税法的比较，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你的月收入是38600元，新旧税制条件下的税负一样，都是7775元钱；如果你的收入低于每月38600元，税负会降低，如果高于38600元，税负会增加。这个幅度已经改动很大了，在我国，目前月收入达到38600元的毕竟还是少数，所以少数人税负增加，多数人的税负是减少的。

　　不能调节贫富差距

　　杨志勇：贫富差距不是通过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之类的税种调节所能解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调节的余地很少。当然可以调节富人，但是问题是很多富人你一分税也收不到，比如那些煤老板、油老板都是现金交易。要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就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不要一说调节就讲到税。

　　傅光明：目前，我国在税收征管上跟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存在很大漏洞，因此它调节的功能也受到限制，有难度。

　　再者，对富人税负的控制、征管还不严密。所以，单纯靠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不是很理想，不能完全依赖税收来调节，要靠金融和其他手段来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