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科院历史所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结论”的一点质疑

　　

　　 石小生

　　

　　 在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1992年7月5日所作的一个“结论”颇有一些影响，并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其中，该“结论”第二点说：“东汉末年，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荆州是刘表治所。诸葛亮的叔父同刘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荆州（襄阳），而绝不可能住在宛县（今南阳市区）。”

　　平心而论，仅凭东汉末年襄阳与宛县一带的形势来断定诸葛亮“绝不可能住在宛县”躬耕无疑是非常牵强的，从当时形势和史料记载来看，“结论”的这种推测是不成立的。况且，当时宛县一带并非就是“曹操的地盘”。为了厘清事实，本文仅就诸葛亮躬耕期间以及刘备“三顾茅庐”之时宛县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做一分析，以使我们讨论的问题能回归历史真实。

　　第一，宛县在黄巾起义之后至建安四年曹操北归进行官渡之战期间，是乱世，但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他躬耕的南阳之地也是“乱世”，这两点是相同的。而襄阳此期间则相对稳定，“一片绿洲”。故几十万中原人士避乱江南，使原本耕地就少的荆襄地区人满为患，加上北方的豪门仕族大量流入，人多地少是不可避免的矛盾。而此时失去叔父这个主要生活来源的年轻的诸葛亮兄弟，已经沦为地位“卑鄙”的一介“布衣”，生活的压力已使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么依靠其亲朋的资助，继续过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隐居生活（继续游学则年龄已过，经济来源也是问题。做官则“时人莫许之”），要么到北边战乱之后人少地多之处，自食其力，发愤图强，盘桓待主。显然，以诸葛亮这样“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的有为青年，肯定选择的是后者。当然，这也是我的推测，但以其在《出师表》中关于躬耕生活和三顾茅庐的59字自述，这种判断显然不是毫无道理的。而“结论”在回避“躬耕南阳”和“南阳、南郡以汉水南北为界”的前提下，断言诸葛亮“绝不可能住在宛县”的观点显然是过于武断和草率了。

　　第二，既然诸葛亮要亲自“躬耕于野”，就必然选择适合耕种的地方，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全家人的饥寒生计来不得半点含糊，决非水光山色与诗情画意所能代替。所谓“陇亩”，虽泛指农田，但一般是指较大片的农田，山区里那种分散零落的小块土地是称不上“陇亩”的。“襄阳说”往往强调襄阳隆中的景色优美，殊不知云遮雾罩的美好山色恰恰证明诸葛亮不会在此躬耕。隆中这块山中谷地当时应是一个狼虎横行，人迹罕至，个人不易存活的原始山林。依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隆中现有的二十余亩土地是绝对养活不了诸葛亮一家的。加上离群索居、交通闭塞，谈何“洞悉天下大势”？相比而言，南阳一带的大片的沃野才适合农业耕种，才是诸葛亮这个比较熟知北方农耕方式的山东人所能选择的最佳躬耕之地。

　　第三，南阳虽经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和曹操与张绣的宛城之战后有些破败，但毕竟是东汉南都和帝乡，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就讲：东汉时南阳权贵云集，文化发达，学风浓厚，是一个读经诵史，增长才识的好地方。南阳既靠近刘表，又处在一种超脱的地位，诸葛亮在离南阳城七里，且靠近宛襄大道的卧龙岗耕读，可以不受各方面的控制束缚，有利于广泛吸收信息，静观天下大势，更便于寻找知己的明主。试想，诸葛亮如不是在远离刘表的南阳，不是处在一种超脱的地位，他能在“草庐对策”中向第一次见面的刘表的部下刘备提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这样近乎于谋反的建议吗？

　　第四，“结论”将诸葛亮“绝不可能住在宛县”的原因归结为“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建安四年（199年）以后，南阳绝对不是曹操的地盘。首先，曹操在打败张绣后，并无意用兵南方，而是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集中精力经营北方。据《三国志?杜袭传》注引《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201年），刘表攻西鄂，西鄂长杜子绪帅县男女婴城而守，时南阳功曹柏孝长亦在城中”。西鄂就在宛北三十余里处，刘表攻打西鄂，没有曹操军队来救援，也没有南阳的地方军队来救援，南阳功曹柏孝长也躲在西鄂城中，从这也可看出，当时的南阳城（宛）在刘表手中是不言自明的。刘表攻打西鄂，可以看作是对南阳郡内不服从自己的地方豪强势力的一种清理行为，也是对南阳郡的全面接管行为。西鄂攻下后，“袭帅伤痍吏民决围得出……遂收散民，徙至摩陂营”，忠于曹操的杜袭逃到了曹操的领地内。随后，“建安七年(202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河南叶县)”（见《三国志?李典传》），并在建安八年初(203年），“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见《三国志?先主传》）。叶县在荆州北边和曹操占据的兖州、豫州交界处，离宛有两百余里，博望也在宛东北五六十里，从这些记载也可看出，南阳郡治宛城的确应该在刘表的控制之下。曹操为了报复“博望之役”，于“建安八年(203年）八月，公征刘表，军西平”，西平在豫州境内，和宛城离得更远了，证明当时的南阳郡已基本被刘表控制，曹操无法前进，才军于西平的。在辛毗和荀攸的劝说下，曹操放弃了从西平进军攻打南阳的计划，因为权衡利弊，先扫平河北的袁绍残余势力更为重要，拿曹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见《三国志?武帝纪第一》注引《魏书》）。的确，从接下来的史实看，曹操对刘表的战略就是“宜为后图”，从建安八年（203年）“军西平”并退军后，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三国志－曹操传》），在这五年间，在曹操以及他那些将军谋士的传记中，找不到任何进攻或治理南阳郡某地的史料。直到建安十三年，在基本平靖了北方后，才调兵南征，其兵锋锐不可当，刘备、诸葛亮不得不从新野慌忙南撤。这样，从建安四年张绣归降后，曹操先是破袁绍，接攻打袁尚、袁谭，建安十二年又北征乌桓，一直到这年底，北方才告平定，其中虽一度攻打刘表，驻军到西平便返斾而还，直到建安十三年八月，才腾出手来再次南征刘表。而从建安四年至十二年这八年时间里，南阳权力真空，不然的话刘备就不会受刘表之命“屯兵新野”，距南阳最近的刘表，当时“从容自保，境内无事”，趁机问鼎南阳，自是在情理之中的，怎能说南阳一直是曹操的势力范围呢？另外，当时东汉皇帝还在，国家还没有分裂，各军阀势力都是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进行征战的，彼此的统治区域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而不像国界那样壁垒森严。

　　另外，有网友写道：有人曾因为《三国志?先主传》中当曹操南下时有“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的记载，就认为当时刘备已被曹操逼退到樊城，南阳郡大部早已被曹操蚕食控制，这完全是选择性失明。《英雄记》曰：“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魏书》曰：“表病笃，托国于备”。可见“先主屯樊”是因为探病和受托，而不是被曹操逼退的。“曹公在宛，备乃大惊骇”（《三国志?刘备传》注引《汉魏春秋》），曹操要南攻荆州贤愚尽知，如果宛城当时是在曹操手中，刘备何须“大惊骇”？正因为刘琮的不告而降，本在同盟手中可供屏障的宛城不战而下，让曹操得以轻松进驻，这才是刘备“大惊骇”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建安四年年十一月张绣率众投降曹操后，刘表对南阳郡进行了接管，并对南阳境内不服从自己的地方势力进行了清理，到建安八年（203年）时已基本收复了南阳全境，建安八年至建安十三年的五年时间里，因为曹操对刘表“宜为后图”的战略，南阳郡在乱世中得到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替刘表防守南阳的是刘备，刘备和刘表的关系比张绣和刘表的关系亲密得多。

　　第五，“结论”过于强调刘表与诸葛玄的关系，认为他绝不会让其故交的侄子去那样动乱的地方。诸葛亮在其叔父病殁时才17岁，尚不到弱冠之年。刘表诸葛玄是旧交，理应照拂朋友之子，何况他当时手握节钺，生杀予夺，皆可自专，安排诸葛亮在自己幕下供职，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刘表到底没有伸出求援之手。刘表在东汉末年是以“八顾”之一著称的，但他心胸褊狭，“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刘表只重用襄阳本地的蒯、蔡两大家族的人，他不仅没有重用诸葛亮，连当时已经很为社会所推崇的外来名士如祢衡、王粲、甘宁、徐庶、司马徽、庞统等人都没有委以重任。故史书称他“好谋无决，有人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既然刘表不能知人善任，那么流落在襄阳的学士们就不会死守在刘表身边，他们所能做到的必然是疏远与刘表的关系，散居到距襄阳较远的一些地方，因毕集于襄阳，必然被刘表的阴影所遮蔽，无法寻到英明之主。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表请庞德公出山之事。史载，“（刘）表指（庞德公）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鹿门山虽然今天仍属襄阳县，但在汉水东岸，这和诸葛亮离开襄阳，北渡汉水到南阳郡有异曲同工之意。庞德公因要经常回襄阳祭祖坟而不能走得太远，而诸葛亮兄弟因无牵无挂到较远的宛县一带躬耕都在情理之中。故后世唐朝吴筠有诗曰“庞公栖鹿门，绝迹远城市。超然风尘外，自得丘壑美。”李白亦有诗曰：“尝闻庞德公，家住洞湖水。终身栖鹿门，不入襄阳市。”所以，依庞德公所作所为，诸葛亮远离襄阳到南阳躬耕，盘桓待主就是顺理成章之举了。

　　第六，“结论”关于“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的结论也与历史记载不符。刘备三顾茅庐是建安十二年，《三国志?武帝纪第一》记载，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全年的行程为：“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还邺……秋七月，引军出卢龙塞……八月，登白狼山……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九月，公引兵自柳成还……十一月至易水……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这清楚地表明该年全年曹操都在邺以北的冀北、辽西作战，而南阳此前是在刘表的控制之下，前文余先生所引用的史料也证明了建安八年曹、刘的军事分界线在宛县以北的博望、叶县一带，宛县不是“敌占区”。至于建安十二年宛城是在谁的占领之下，未见史书记载，但曹军主力不在南阳则是明确的。刘备屯新野，距南阳不足百里，如曹军驻南阳，双方自博望之战后的四五年间没有再发生军事冲突是不可思议的。

　　另外，《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第一》载“（建安）十二年春二月……（曹操）将北征三郡乌丸，诸将皆曰：‘……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备，劝公行。”此事《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第二》也记载：“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这些记载说明此时刘备认为曹操北征乌丸，许都空虚，正好可以抄袭曹操老窝，劝说刘表袭击南阳北方200公里外曹操的老巢许都，可惜刘表胸无大志不同意，没有采纳。说明宛城以及南阳郡其他县此时仍稳稳地掌握在刘表手中，最起码当时曹操、刘备两军之间必然有一个距离相当大的军事缓冲区。

　　另外，据史书记载，曹操取得东征乌桓的胜利后转而南征荆州前，遣“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张辽屯长社”（见《三国志?赵俨传》）。《三国志?张辽传》也载，“时荆州未定，复遣屯长社”。同书《乐进传》载，“荆州未服，屯遣阳翟。”颍阴（今河南许昌县）、阳翟（今河南禹州市）、长社（今河南长葛市）这三个地方都在南阳郡外，说明这些准备进攻刘表的将领都部署在许昌外围，而南阳此时尚在刘表控制之下。另外，《三国志?荀彧传》载，建安十三年，“太祖将伐刘表，问（荀）彧策安出。彧曰，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会表病死，太祖直趋宛、叶。如彧计。”这些记载表明，直到建安十三年曹操发动征讨刘表的战争前，宛、叶仍在刘表的手中，若南阳在曹操控制之下，他为何不屯兵宛、叶？如此，就不存在“直趋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的问题了。

　　是年秋七月，曹操南征刘表”。《三国志?曹洪传》载：“曹洪……别征刘表，破表别将於舞阳、阴、叶、堵阳、博望，有功”。这些记载更有力地证明了舞阳、阴、叶、堵阳、博望诸县在建安十三年（208年）秋七月前属刘表地盘，决不是曹占区。这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事情。南阳郡外的舞阳尚被刘表所占领、控制。叶县、堵阳、博望也牢牢地在刘表手中，那么刘备在建安十二年（207年）到宛城三顾草庐请诸葛亮出山有什么不可能的？如果进一步探讨，自叶县至新野之间史书没有记载是刘表的那位别将在驻防，那会不会就是驻防新野的刘备的前沿防区呢？如此，刘备到南阳城外卧龙岗三顾茅庐就更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南阳一带成为曹占区则是次年“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见《三国志?武帝纪第一》）此后的南阳，包括襄阳才都成了“曹占区”矣。

　　第七，退一步讲，即便宛城为曹军所据，当时军阀占地也仅限于守城，盘查也仅限于城门，城郭之外，如不有意设伏，即便军队也是畅通无阻。这样的记载很多。新野至宛城骑马不足半日行程，加上地形平坦，路旷人稀，据《后汉书》载：南阳郡繁盛时37县只有243万余人，平均每县不到7万人。魏晋之后，人口锐减，《宋书》载：南朝新野郡领县五，只有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三人。南阳郡领县八，仅三万八千一百三十二人，每县平均五千余人，比现在的西北地区还少。刘等三人化装成行商，在没有现代图像技术和曹操又没有通缉他的情况下，不进宛城，仅到城外的七里的卧龙岗，有何不可能？

　　第八，再退一步讲，就算到宛城有危险，求贤若渴的刘备难道就如“襄阳说”所推测的那样“必不敢去”吗？“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魏志?程昱传》）。关羽在曹军腹地尚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敢“单刀赴东吴”，《三国志》也记载其“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张飞长坂坡“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周瑜密疏孙权时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均见《三国志》）。且不说曹军此时尚在河北、辽西，就算曹军在城内，刘备三人就不敢到城外七里吗？远的不比，同期的孙坚亦是一位英雄，初平三年，“（孙）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见《三国志》）。孙坚在两军对垒时尚敢“单马行岘山”，到敌人占领的城外侦查地形，刘关张这样的英雄在曹军尚在河北时就不敢到宛城外的卧龙岗吗？“必不敢去”这样的推测对刘关张三人来讲，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第九，相反，如刘备三人当时南下到隆中，因“擅兴法”的存在，其危险性反而比北上宛城大得多。秦汉期间皇帝和各地军阀为牢固掌握将领和军队，把握战机，以取得战争胜利，普遍实施一种著名的军法“擅兴法”。该法规定：驻防将官未经天子和上级主将的号令私自出兵,或者将官私自出界、离部，都要遭到军法的严厉制裁。刘备来到荆州后，从军队到驻兵地乃至军粮的供给，无一不是从刘表手中得到的，事实上已经成为刘表麾下的部将，自然处处受其节制。况且新野之地北有强敌曹操，南有“带甲十余万”的刘表，而刘备自己势单力薄，根本不敢轻举妄动，“备时羁旅，客主势殊”，只能老老实实地寄人篱下，驻在汉水北的新野为刘表防守荆州的北大门。而此时作为刘备的上司刘表，尽管对刘备是“以上宾之礼待之”，然而并不信任他，“表疑其心，阴御之”（均见《三国志》）看《三国志》，刘备的防区显然在汉水北樊城至博望一带，汉水南的襄阳、隆中则是刘表近臣蒯越、蔡瑁等人的防区，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故只能忠于职守，在刘表指定的驻军范围内活动，不敢越雷池一步。如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刘表“使(备)拒夏侯淳、于禁等于博望”，说明刘备的军事行动是受刘表节制的，没有刘表的邀请他絶不敢私自外出到他防区以外的军事重地襄阳去的。试想，鲜衣怒马的刘、关、张三人由新野到隆中，首先要渡过襄阳北边水阔流急的汉水，战乱年代的渡口，肯定有刘表关防和探报，此前，刘表的主要幕僚蒯越、蔡瑁欲借刘表宴请刘备之际欲杀之，而刚刚马跃檀溪躲过一劫的刘备，再到襄阳城下倒真是需要三思而后行了。所以，刘备违背“擅兴法”私自到襄阳近郊的隆中去三顾茅庐，在刘表的眼皮子底下和诸葛亮密谋取代刘表，夺取天下的“对策”，则是更为危险地举动。所以，刘备到襄阳的危险要远远大于南阳。

　　从这一点来看，刘备三顾茅庐之地绝对不可能在襄阳隆中，而只有可能在新野以北的宛城郊外卧龙岗。

　　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对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所作的所谓“结论”，根据是不充分的，对史料的判读是有很大偏差的，仅凭个别人的观点和意见就对南襄两地争辩了千余年的一个学术问题做出一个武断地“行政结论”，是极不严肃和不能令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