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愿出口衰退倒逼深层次改革

　　特约评论员 杨国英

　　出口在衰退！这是10月13-14日，温家宝总理出席第110届广交会期间，召开外贸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时所得到的普遍反馈。

　　确实如此，虽然1-8月，我国出口增长23.6%达12226.3亿美元，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贸易顺差亦减少了10%。而这之于欧美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所带来的外部需求持续减缓而言，可能仅是我国新一轮出口大幅下滑的初始。

　　外贸出口之于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我国而言，其重要性一直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更何况，在我国对前两年应对次贷危机推出的“刺激性”投资，进行大幅收缩时，其之于经济增长“补位”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显然，恢复往日出口的竞争力，对于促进我国经济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已连续三个季度下滑的背景下。而如何恢复？出口企业理所当然会想到：推出利于出口的政策、放松出口企业的信贷、扭转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抑制通胀带来的成本压力……

　　但这些建议，之于宏观政策层面显得相互冲突。例如：要“抑制通胀带来的成本压力”，必然需要从紧的货币政策。但从紧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信贷规模控制，则又与“放松出口企业的信贷”的需求相违。

　　而“推出利于出口的政策”、“扭转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此类建议，又很难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进行平衡协调。欧美经济的不景气、债务的持续高企，必然指望尽快扭转自身持续加大的贸易逆差。而此时，我国“推出利于出口的政策”或“扭转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则势必会激化本已存在的贸易冲突和汇率冲突，新一轮更为剧烈的贸易战、汇率战必然会由此引发。

　　这就是当前我国经济的纠结之处。而这种纠结，不仅体现在出口层面，之于范围更为广阔的“投资”和“内需”亦是如此。企图通过加大投资保持经济增长，不仅会造成我国经济效率的大幅降低，银行系统的坏账率亦会因此大幅上升，过去两年刺激性投资所产生的今天逾10万亿元的地方债务即是明证。除此之外，持续依赖投资性增长，更与我国现有的资源支撑、既定的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明显冲突。

　　而之于内需拉动而言，对于因高房价而严重透支的我国居民收入，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保障尚未能相对全覆盖，而通胀又持续高企之时，指望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显然更不现实。

　　对于严重纠结的我国经济，任何技术层面的修补，似乎均会相互牵扯而难见成效。与信贷、出口、税收、汇率等具体的财经政策相比，之于制度层面的经济深化改革，则显得更为重要，且之于中长期而言，更能减少与其他经济体的直接冲突，从而增强我国经济的持续竞争力。例如在资源配置环节，无论是信贷资源的配置、相关产业的准入，还是具体的垄断行业定价权，在国企与民企，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之间，均应尽快扭转当前的严重不平衡状态。而之于收入分配改革层面，在一次收入分配动作过大会造成明显负作用时，须在二次收入再分配上大力调整，对于民生保障的相对倾斜，不仅会为经济持续发展形成稳定的社会氛围，更会成为全面内需的拉动助推动力。

　　只有在上述更为制度性、更为结构性的层面，持续进行经济深化改革，信贷、出口、税收、汇率等具体财经政策的出台，才更具现实意义。亦即是说，只有在经济深化改革层面形成长效机制时，具体财金政策的出台，才不会成为零和游戏的翻版，才不致因相互冲突干扰而使目标难以达成。

　　回顾改革开放32年，我们发现几乎每次经济遭遇重大挫折时，均是通过制度层面的经济改革，在此基础上辅以针对性的财经政策，才能使我国经济走出增长陷阱。例如：我国经济在1989—1990年陷入4%左右的低增长时，在邓小平1992年初通过南巡讲话，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识后，在此基础上针对外资引进、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的一系列调整，从而使我国经济随后迎来长达7年均速高达12%左右的增长，并为延续至今的经济改革定下基调。而在我国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经济增长在1998—2001年处于均速7.6%的相对低位时，中央通过国退民进、赋予民资以相对的主体地位，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的体制层面的松绑，再结合具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使得我国经济随即恢复至10%左右的增长。

　　当然，2000年前后在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层面的松绑，给今天民生保障的平衡形成了部分阻力，但之于中长期而言，上述领域的市场化与保障化并行，在制度层面具有绝对的合理性。

　　对于当下我国出口受挫、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内需难以拉动等增长困境，我们似乎更应从经济体制层面寻找突破口，而不是急于寻求短期即能恢复的“大力神丸”。因为它事实上并不存在，且易成为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隐患，更会激化本已呈加剧态势的国际经济冲突。

　　事实上，当下我国经济的真正纠结之处，并不在于相关产业与具体调控政策之间的矛盾，亦不在于新兴经济体增长与发达经济体复苏之间的矛盾，而在于我国经济自身存在的资源配置不均衡、市场法治的不健全、民生保障的相对滞后，与我国经济持续深化改革之间的矛盾。

　　而如果我们通过经济体制的持续深化改革，化解上述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则我国经济在短期增长减缓之后，对于中长期必将迎来更为健康的可持续性增长。因为反观当下全球经济走势，在欧美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日本遭受地震核泄、中东民运纷起之时，正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之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对比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国普遍高达8%-25%的通胀而言，我国当下6%左右的通胀水平明显更具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