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苏廊——中国开发区三城记

　　周丽敏 彭戈 龙飞 韩言铭

　　编者按/ 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蛇口在2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第一次试点开发区，从此开发区成为中国经济的“先行者”，1986年夏天，邓小平在天津开发区写下“开发区大有希望”的题词，肯定开发区的成功，彼时，无论是外资还是中央政策都青睐于开发区，开发区在举国体制的“呵护”中迅猛成长，名噪一时的苏州工业园便是在这个节点上横空出世，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开发区已经多达上千家，但此时的开发区又成为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争议角色。2006年，商务部发布了《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报告（2006）》，在肯定开发区的历史贡献的同时，也表示要研究制定开发区的退出机制，政策出台后，开发区又经历了新一轮的“洗牌”。进入21世纪，开发区的发展已经不能再依靠国家给予的政策，依靠单纯的产业推动，无论是功能定位、体制机制、运营模式都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举国体制后，开发区应该走向何方？正是本期专题探寻的方向，为此，我们选取第一代开发区深圳蛇口、第二代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以及新世纪后迅速崛起的河北固安工业园区进行深度报道，三代开发区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如果说1.0时代开发区是政策推动、2.0时代开发区是产业推动的话，3.0时代开发区则是城市带动。

　　我们发现，新世纪的开发区已经不再单一依靠政策、不再单一做工业，无论是功能定位、体制机制还是运营模式，新世纪的开发区都在发生深刻变革，“未来城市”或是当代开发区的发展方向。

　　深圳蛇口：曾经的“乌托邦”

　　世易时移，“蛇口”这个名字早已激不起太大的波澜。然而回顾30年改革开放，全国大小上万家开发区，这依旧是不能不提的名字。

　　徒步蛇口街头，除了稍显安静的街道，规划尚算得当的城坊，蛇口与国内其他城市已难以区分。如今，外人很难想象蛇口曾经是改革开放初期开发区“先锋”的身份。

　　鲜为人知的是，大名鼎鼎的招商银行原来只是蛇口的一间财务室，平安保险只是蛇口的退休基金，全球最大的集装箱企业只是一家烧焊作坊。

　　然而以上种种，都需要打上“曾经”两字。诸多在蛇口发展起来的各类型企业，包括上述3家大都已经搬离蛇口。让人唏嘘之余，也难免让后来人有些不解。

　　“边区人民富裕起来才是解决逃港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是1978年底，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建议设立蛇口开发区的理由，在这个现在看来多少有些荒谬的背景声中，蛇口工业区启动。

　　在袁庚呈交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将广东的土地、劳力结合香港、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全套设备发展经济。这一建议马上得到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支持。袁庚的提议让中央领导看到了一条新路径。深圳如同中央政府改革开放的“试验桌”，蛇口则是桌上最重要的那一根“试管”。袁庚仅仅要了其中2平方公里多一点的“弹丸之地”开启了中国的第一代开发区实验。

　　中央给了袁庚2平方公里的蛇口，也给了他可以给予的所有权力。“蛇口遇到了中国当代一个特定的历史窗口期，阴差阳错地在最初几年里成了一个在广东省和深圳市都没有‘上级’的城市，这使当时的蛇口更像一个自治的城邦。她的奖金如何发放可以请示到中央最高领导，她的行政权力来自于北京交通部的授权，这使得她有着更多因地制宜的自由度。”城市化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津逵这样形容这个城市。

　　凭借着无可比拟的“尚方宝剑”，蛇口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实施“突破”。 为引进人才，蛇口成功松动了内地沿袭多年、像统一分配粮食一样“统购统销”的人事制度，1980年首开内地人才招聘先河，推动内地人才合理流动。其后，蛇口率先建立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则，相继采用工程招标制度、改革了工资制度、劳工制度等。这让蛇口工业区短短7年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以“蛇口模式”收获来自全国的广泛赞誉和学习。

　　按照这种模式，当时的蛇口工业区引进的大部分企业都采用合资的形式，外资+招商局。招商局以低价土地等形式入股，同时也变相为心存疑虑的外资提供政治担保；另一方面，袁庚吸引外资的技巧与现在并无太大的差别，主要就是税收优惠，一开始蛇口采取10%的利得税率。利用政策特权，蛇口迅速培养起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以至于1985年前后，服装、玩具贸易中“蛇口价格”一度成为全球标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袁庚卸任后，建区之初投入6000万港元的蛇口工业区，其价值已超过200亿元。其时蛇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00美元，这一水平已与当时声名远播的“亚洲四小龙”相媲美。

　　然而，从头到尾蛇口都没有摆脱试管的命运。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宣告流产。

　　从那时起，由企业主管一地行政的“蛇口模式”开始转变，1992年蛇口开始了“还政于政”之路。其后工业区的负责人，恢复了由其“婆婆”———交通部指派，实行委任制。乌托邦式的尝试黯然凋零。

　　慢慢地，蛇口已全然沦为一般性的开发区。制度再无新意，而2平方公里的面积又掣肘了其与国内其他开发区的竞争。“公司业务需要一个更大平台。”从蛇口政府官员到平安保险董事长的马明哲如此解析平安的迁出。随之而来，大批需要业务拓展的高成长性企业搬离蛇口，除了平安保险外，在蛇口起家的招商银行、金蝶软件、科健、宜家等等公司都先后离去。但相反，一些经营状况恶劣的公司却难以清理。2004年6月，蛇口开发区被广东省政府正式下文撤销，袁庚苦心设计的所有制度一夜烟飞云散。

　　苏州工业园：艰难“蝶变”

　　如果说深圳蛇口开发区在我国开发区发展史上，可以烙下1.0时代印迹的话，苏州工业园应该烙下2.0印迹。

　　作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最大的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它甫一降生，就带着浓重的“改革”胎记。1994年5月开建的苏州工业园区，从1000 多个中国的经济开发区中后来居上，各项指标遥遥领先。正是因为中新合作和共同开发新机制的引入，以及新加坡经济发展、公共管理经验的借鉴，使得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政策支持空间，较高的招商声誉和快速输入的外部资源，苏州工业园区在其后的几年里获得了中国其他开发区无法比拟的发展速度和成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开放的一个成功典范。获得了几个第一：招商引资速度第一、外资进入密度第一、开发速度第一、新兴科技企业增长第一。

　　到2009年5月，在苏州工业园区建园15周年前夕，苏州工业园区累计引进外资企业3400余家，合同外资350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60多亿美元，投资上亿美元项目100个，其中10亿美元以上项目6个，欧美项目占比达49%，并在IC、TFT-LCD、汽车及航空零部件等方面形成了具有一定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引进内资企业12000余家，注册资本1300多亿元。

　　苏州工业园区所取得的成就也因此被誉为是中西合作的典范，中国开发区的“标兵”。

　　然而，一场不期而遇的国际金融危机，让苏州人惊出一身冷汗：接踵而至的民工荒、土地荒甚至用电荒，把苏州工业园区现有发展模式中的“短板”凸显出来，而另一方面，经过15年发展所形成的过度依赖外资的增长模式也一度被推到舆论浪尖上。

　　曾任苏州大学商学院院长的万解秋教授就认为，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开发区招商引资是建设新的产业基地的根本，在技术产品开发能力不足的条件下，开发区试图通过引进外资和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来获得这种能力；而实际上工业园区的自主研发能力仍然受外资所控制，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

　　对此，苏州工业园区也有深刻的“自我解剖”：“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经济结构不尽合理，产业层次不够高，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苏州工业园区工委书记马明龙就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于苏南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恰似一道“分水岭”，危机之前，苏南的开放型经济重心在招商引资上，金融危机形成倒逼机制，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转型升级上。

　　这些反思提醒着园区，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园区急需一场“革命”，来实现新一轮的跨越。

　　廊坊固安：“产城融合”步入3.0时代

　　发展要回顾历史，深圳蛇口与苏州工业园的经验教训留给后人的是一笔财富。

　　经过30余年的发展，国内开发区面临新课题，在新世纪，什么样的开发区才是有活力、有竞争力的开发区。经过艰难的摸索之后，现在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已经被广泛认可，就是把开发区建设成为所在城市的新城区。

　　位于河北廊坊、距离北京天安门仅50公里的固安工业园区便是典型样本，她提出“未来城市”理念，在开发理念、产业集聚、区域融合和运营模式等方面具有典型性意义。

　　市场运营

　　固安位于北京市正南，与北京大兴区隔永定河相望。进入新世纪，工业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2000年前后，全国上演了以开发区圈地风潮。作为农业大县的固安也想通过设立工业园区发展本地经济，但苦于自身财政限制，基础设施不完备，引进项目寥寥无几。2002年，引进了专业开发区投资运营企业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管委会+公司”的模式对固安工业园区进行运营管理。

　　2002 年6月28日，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固安工业园区奠基仪式的举行，标志着固安工业园区的正式启动。然而生不逢时，第二年即2003年7月，国务院先后两次发文要求整顿开发区，开发区整顿风暴由此刮起。

　　2005年国家发改委提出清理整顿开发区，明确提出“对地处一市、县且相邻的开发区应予以合并，但不得借机搞‘一区多址’。对城市远郊区、县及县级市已建开发区具有一定规模和产业特色的，原则上保留一个开发区。未有的一般不再新建。”

　　彼时，固安工业园区还叫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固安园区，因表现优异，成为河北省内少数保留下来者之一。2006年3月，经国家发改委审核认定，河北省政府批准，固安工业园区升级为省级开发区。

　　时至今日，曾任固安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现任固安县副县长的姚运涛说：“回过头来看，如果不是敢于突破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就不可能有今日。过去9年，固安工业园区投入基础设施的资金已经超过49.2亿元。这一数字，单纯靠政府投入，想都不敢想。”

　　专业智慧

　　专家表示，开发区以公司化管理方式运行，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企业化操作的高效率优势。这种优势在固安工业园区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园区先后聘请了王志纲工作室、北京和君创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罗兰·贝格、美国DPZ建筑设计事务所等国内外顶级智囊团出谋划策。“我们累计投入了3000多万元用于园区规划。”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种全球化视野和本土智慧的结合，使固安从一开始就把握住了未来国家战略、区域战略方向，很好地融入了京津及环渤海地区，确立了电子信息产业、汽车零部件产业、现代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三大产业方向。适应了全球产业发展和转移的大趋势，适应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群崛起的需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要。

　　说起产业定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某生产方便面的大型企业携巨资准备入驻固安工业园区，但被婉拒了。这是因为企业所属产业与园区产业定位不符。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姚运涛举例说，去年底，西北一家生产农用化学制剂的企业承诺以数十亿的投资希望在固安觅得一方发展空间，并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尽管这家企业投资规模上很有诱惑力，但我们上下都有共识，必须要把产业定位作为不可逾越的底线。”

　　在对入驻企业的服务方面，固安工业园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该园区推行全程无忧管家服务，即每一家入驻企业都有一位24小时可以找得到的“管家”。企业与园区和地方政府打交道的任何事都可以让这位“管家”协助。2006年入驻的京东方（河北）移动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对于园区提供的“保姆式”服务深有感触，服务很好。

　　双核驱动

　　开发区在最初是招商主要的载体。但如果现在还把开发区仅仅作为地方招商引资的载体，显然与时代潮流不符。实际上，开发区已从纯粹的招商引资逐渐过渡为集工业与生活为一体的新型城市。专家表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着力把开发区建设成为所在城市的新城区是当代各类开发区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

　　由于北京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过大等问题，亟须从建设新型卫星城突破，而这给具有地理位置优势的固安带来了新机遇。

　　今年年初，一位河北省领导在固安县调研时指出：“未来到底要为首都承接什么，这个要搞清楚。这是未来之城的本质内涵，这个城市是面向未来的。”按这位领导的设想，固安应该按照3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来规划，打造成未来之城，生态之城，智慧之城和幸福之城。

　　在建区之初，固安工业园区就深刻认识到“开发区——工业化——城市化”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他们遍访新加坡、德国等国先进开发区、工业区，提出了“公园城市、休闲街区、儿童优先、产业聚集”的规划理念，打造独具前瞻性、创新性的“未来城市试验区”。

　　固安要的是一个源于工业区而高于工业区的未来之城。他们认为，城市与工业园区是一种兼容共进的关系。姚运涛向本报记者表示，在2011年，工业区的城市功能核心区已全面启动。工业园区将在功能上融入固安这座城市，并成为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依托大广高速固安出口，建设行政办公、商务金融、会议展览、文化娱乐、商贸物流、大型公园等城市功能，形成设施完备、性格鲜明的城市新区，总投资将达48亿元。

　　王志纲工作室北京中心总经理任国刚评价道：“9年前，固安能有这样的认识实属不易。当时，国内一些开发区为了吸引优秀人才至多是在开疆扩土的同时在园区盖住宅，但鲜有提出打造新城的。”

　　链接

　　1.0时代 /1979年创建的深圳蛇口工业区

　　崛起理由：政策推动

　　2.0时代 /1994年创建的苏州工业园区

　　崛起理由：产业推动

　　3.0时代 /2002年创建的河北固安工业园区

　　崛起理由：城市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