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要文化先行

　　特约评论员顾骏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在当前中国的整体形势下，具有迫切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对外借助商品出口，对内借助房地产，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但由此也形成了外贸中物质商品明显出超，而文化产品严重入超的局面，房地产一路疯涨，更使中国经济和社会都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纯粹从经济的角度看，文化产业暂时无法同房地产行业相比，但从长期来看，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如果奏效，对中国经济转型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论外贸中文化产品的入超，富裕人群出国狂购奢侈品，还是发达地区民众涌往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旅游热潮，都反映出国民消费升级所带来的对新的产品和产业的巨大需求。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动力已经存在，现在迫切需要建立文化产业现实成长的制度环境。

　　其实，仅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性而言，各地政府可谓不遗余力，但也乱象丛生。一个“印象系列”成功，各地争相模仿，只弄得观众越来越没“印象”；只要今天的人还有点知晓，无论现实的还是纯属虚构的名人，都沾亲带故地拉来本地开发，不问最后游客体验的是审美还是审丑；古旧老宅照样为房地产让地而一夜消失，假古董则日新月异的如雨后春笋；“文化产业园”招牌到处可见，实际只是零售些批发来的仿制作品；打着文化旗号，干的仍然只是房地产买卖，房子卖完之日，即文化沦落之时。如此这般“有产业，无文化”，甚至“因产业，毁文化”的情形大量存在，足以说明，今日发展文化产业，体制改革必须先于文化创新，没有体制改革，文化无从创新，产业也无文化可言。

　　文化体制改革说起来简洁明了，做起来却容易南辕北辙，因为“体制”一说常常让人联想到“规划、指标、规范、监管”等一系列概念，有点工厂化标准生产的感觉，而人类实际文化创造的过程，从来不是那么一板一眼的。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历史证明，文化的繁荣同规划和秩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最多是在两者若即若离的状态下，有最可观的局面。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文化产业”的统一名头下，客观上存在着至少三种文化形态。其一是类似“文艺巡演”的文化项目引进。无论什么地方，建造一个大剧院，买几台节目进来，就可以“文化”一番。从各地前几年大兴土木的规模来看，这类文化的繁荣指日可待，至于商演公司能不能赚钱，只取决于地方财政能补贴多少，不过补贴的金额往往与上座率成反比。

　　其二是人为培育本地自产文化项目，无论移植进来之后，精心养护成材的，还是像“献礼工程”那样自创的，都可以通过政策导向，有计划的甚至克日完成。

　　其三是完全原创的文化作品，无人关照，自生自灭，犹如路边野草，无需浇水，下点雨露就滋润，无需施肥，有点阳光就灿烂，不计功利，无需屈膝于市场，不求闻达，无意炒作搏上位，不图虚衔，无心江湖望魏阙，与“规划、指标、规范、监管”等一干说法全无干系。如此“文化”，不管以艺术作品的形式，还是商业产品的形式出现，总有其人类创造的精髓，同人性相共鸣，给心灵以震颤。

　　三种形态之中，真正称得起“文化”的只是第三种形态，所谓“文化产业”通常指的是第一、第二种形态，而所谓“有产业，没文化”则指的是没有第三种形态作为灵魂和支撑的前两种形态的疯长，甚至连前两种形态都没有的纯粹的“挂羊头卖狗肉”。

　　就此而论，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让三种文化形态各得其所，各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简而言之，就是文化体制适应文化形态自身的发展要求，把不同文化形态硬性纳入同一种“规划、指标、规范、监管”之下，不利于实现文化创新和名副其实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