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获刑揭数据泄密利益链 司局官员一饭胜万金

　　陆媛 汪时锋 谢雪琳

　　两部委官员获刑掀开“数据圈”一角：贯通官商的产业链

　　和某些影星一样，某些金融部委干部的饭局也是有价码的，在饭局上只是谈谈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的个人看法，一些司局级官员每次就有五位数收入，可谓“一饭胜万金”。

　　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微博)》透露的这些圈中秘事掀开了“宏观数据产业链”的一角。

　　去年5月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多次被泄露，而伴随着今年年中一些“预言家”令人咋舌的“几连中”，这一问题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

　　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两起泄露涉密经济数据案件查办情况，国家统计局官员孙振和央行官员伍超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六年，均被定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如果提前得到经济数据，就创造了一个投机性交易的机会。这是公开的秘密，也成为一些券商、机构和核心部委官员“良性互动网”得以织就的原因。

　　而据本报记者了解，机密如一份金融部委的工作文件，在出炉的过程中经手人员纷繁复杂，其价值甚于有些数据指标。这也平添了泄密的危险系数。

　　“早产”的GDP

　　据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李忠诚披露，今年2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相关宏观经济数据泄露案件依法立案侦查。

　　目前已立案侦查6件6人中包括国家统计局办公室秘书室原副主任、副处级干部孙振和央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副处级干部伍超明，另外4名犯罪嫌疑人均为证券行业从业人员。

　　根据案情披露，孙振在担任国家统计局办公室秘书室副主任及局领导秘书期间，于2009年6月至2011年1月，先后多次将国家统计局尚未对外公布的涉密统计数据共计27项，泄露给证券行业从业人员付某、张某等人。经鉴定，这27项数据中有14项为机密级国家秘密，13项为秘密级国家秘密。

　　伍超明在央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工作期间，于2010年1月至6月，将其合法获悉的、尚未正式公布的涉密统计数据25项，向证券行业从业人员魏某、刘某、伍某等15人故意泄露224次，经鉴定，上述被泄露的25项统计数据均为秘密级国家秘密。

　　据李忠诚介绍，泄露的宏观数据包括工业增加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消费品零售总额、人民币贷款增加、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和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等九种。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孙振有期徒刑五年、伍超明有期徒刑六年。

　　两人都没有提出上诉。

　　据本报记者了解，孙振和伍超明均为高学历官员，有比较资深的经济金融背景以及广泛的人脉关系。

　　伍超明1997年毕业于湖南一所高校，后考入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2003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虚拟经济。

　　接触过伍超明的一位人士表示，在读博士期间，伍超明已经显露出其在学术领域的兴趣。2004年其连续在经济学核心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两篇论文。

　　神秘的证券业涉案者

　　相关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在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量刑中，主要是参考泄密范围以及泄密造成的损失程度来予以量刑，例如伍超明所涉及的向15人泄密224次主要是以每人每数据计为一次来计算。

　　根据最高检《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绝密级一项(件)、机密级两项(件)或秘密级三项(件)就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则规定，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两人的量刑依据已经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

　　另有消息人士透露，伍超明案还牵涉了一些券商人士，其中也有伍超明在学校结识的朋友。

　　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对于余下四名涉案人员的情况，除了他们的证券行业从业背景，国家保密局和最高检人士没有透露更多内容。

　　西城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对孙振、伍超明等人的审理、判决涉及到国家机密，因此不会做公开审理，也不公开判决书内容。

　　中国政法大学(微博)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郑旭告诉本报记者，国家工作人员泄露国家机密有罪，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也有明确的罪名规定。

　　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案是否涉及到行贿、受贿或内幕交易，目前也尚属未知。

　　但国家保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杜永胜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据有关部门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这起涉密数据泄密案件背后确实有利益驱动。

　　“有的通过和证券从业人员建立合作关系，利用证券机构从业人员指导其买卖股票，谋取利益。还有的通过参加证券机构举办的一些活动，比如讲座、恳谈会等等，获取高额的讲课费用。”杜永胜说。

　　一份部委文件的出炉流程

　　合作关系、谋取利益、讲课费用……官方披露的这些内容足以让外界浮想联翩。

　　对于数据背后的经济利益，一名券商研究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包括CPI在内的经济数据不仅直接关系到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变化，而且是政府未来经济政策放松或紧缩的风向标，如果提前得到经济数据，就创造了一个投机性交易的机会。

　　在有传言1月CPI低于预期的2月14日，当时从债市可以观察到，因投资者感受到数据低于预期可能会带来紧缩预期弱化，投资者进场做多导致收益率下行。

　　投资者正是利用所获数据与市场预期的差异进行获利的。

　　如果债券投资者提前获得的数据比市场普遍的预期乐观，可先期购入债券，等待正式消息的发布；如果获得的数据较市场预期悲观，则提前卖出债券以控制风险。

　　一名曾从事过基金行业的人士也对本报记者表示，能提前拿到数据无论是对于券商还是研究员都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如果一家券商的研究报告总是能“猜对”宏观数据，就可以获得基金更多的“分仓”收入。

　　“跑部钱进”决非夸张。

　　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林姓高级研究员对本报记者透露，一些机构所聘请的经济学家，也担负着跑关系、拿数据等任务。

　　供求法则也适用于此。一名期货从业者就表示，他们甚至不需要知道具体数据，只要聊聊天知道关键官员最近在做什么，对某件事情什么看法，就能马上操作股指期货获利。

　　北京市检察系统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售卖国家机关文件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有时一份经济类文件能够卖到40万元到60万元。

　　上述两起案件的判决给更多的官员敲响了警钟。

　　杜永胜表示，这反映了一些经济部门在重要的涉密经济数据保密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本报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比如一份金融部委普通的工作文件，其出炉的过程中会经过数道“眼线”。

　　首先，与该文件内容有关的，或者是拟推出该项制度的相关部门相关业务处室起草文件，并在业内进行小范围调研征求市场资深人士意见。

　　其次，相关业务处室制定了该制度文件的草稿，其他涉及该制度文件的处室相关人士会开会讨论该草稿，成文并呈部门主任等负责人会签。

　　最后，该部门呈交该部委的分管领导，重要文件要上党委会讨论决定，获准发布后经由办公厅等新闻宣传部门后期组织对外发布，同时信息中心等同步对外网发布，连机要打印室都需要协调一致速度。

　　这是较为顺畅的一份文件的出炉流程，但很多文件常常会几易其稿，部门之间会签也会多次流转，各部门相关经手人员不计其数，通常有大致登记但不会细到连送交文件的文秘姓名都要记录在案。

　　如何厘清黑白界限

　　伍超明和孙振入狱了，一些金融部委官员困惑了。

　　一名官员便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如果有熟悉的朋友约下班后一起吃饭，随便谈谈对宏观经济的见解、讨论一下对资本市场的看法、聊聊对银行信贷增长的观点，就泄密了？“作为监管者，我们也不能生活在真空中。”

　　如何厘清黑白界限，尚需良策。

　　谈及数据保密管理方面的一些薄弱环节，杜永胜就表示，比如关于涉密经济数据的密级确定问题，关于涉密经济数据的知悉范围限定问题、关于涉密经济数据的解密时间控制问题等，都还存在一些问题。

　　今年7月份开始，国家统计局调整统计数据发布方式，将数据发布时间提前。

　　国家统计局最初的月度发布时间是每月第20日左右，后来改至第11日左右，目前已经改到第9日左右。

　　其中，月度统计数据发布由以前的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改为网络分项发布。PPI、CPI等月度主要统计指标，力争在数据生产出来后24小时之内发布。

　　目前，各项指标的发布时间基本固定在每月9日左右，并且排除了假日因素，遇周六、周日照常发布。

　　而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防止泄密的做法。

　　根据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发布的“关键联邦经济指标的编制、公布和评价”，公布机关必须有一岗位，能够提供该机关所有经济指标的公布时间表，该岗位任职人员的姓名、办公地址、电话号码必须提供给公众，在正式公布之前，公开数据库不应获得任何数据或估计。一旦公告材料准备完毕，有关机关须加以封存。(记者马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