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限购令成为“纸老虎”

　　记者 赵洋

　　近日，人民银行营管部三季度对北京市城镇居民购房状况的问卷调查显示：近七成居民支持限购政策长期化。但在此之前，广东佛山却在限购政策上充当了一次“坏榜样”，上演了为限购政策松绑“朝令夕改”的一幕：10月11日上午宣布，次日起有条件放松限购，当天晚间却下令暂缓。

　　限购令是此轮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磅政策，但自7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出台第二轮限购政策，即“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要采取限购措施”至今，全国只有浙江省的台州和衢州两地先后出台了相关限购令，其他更多房价涨幅较高的二三线城市，并未响应国务院要求。即便已经出台限购政策的台州和衢州，其政策本身之宽松，也被业内解读为“温柔限购”。综合此前各地出台的限购政策以及本次佛山对限购政策意欲松绑的态度，不难看出，被认为是此轮房地产市场调控“杀手锏”的限购令，似乎越来越像一个“纸老虎”。

　　让我们先看看此前出台的第二轮限购令政策究竟“软”在何处。8月25日，浙江台州率先发布限购政策，成为响应国务院要求，出台第二轮限购令的首个二三线城市，一时间曾引发一片叫好之声。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一政策，可以发现，宽松的基调让限购令大打折扣。比如在限购对象上，台州的限购人群界定很宽松，本地户籍的居民却包含整个台州全市市域（含所辖县〈市、区〉）范围，而限购的住宅类型与地区，也仅仅是台州市区内的新房，并没有包括二手房和郊区住房。继台州之后，同处浙江的衢州10天之后也发布了新版限购令，但这一政策，同样大打折扣。比如，衢州本地居民已有3套及以上住房的才限制其购房，也就是说限制本地居民购买第四套住房，而外地居民在缴纳1年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基础上，限制购买第二套房。

　　其实，在限购政策细节上进行调整，让严厉的政策成为“温柔一刀”或变相松绑，在此前第一轮已经出台限购令的城市中并不鲜见。比如限购范围的缩小或部分区域限购，如石家庄的限购令就将限购范围划为“除了正定新区之外的主城区”，长沙的限购范围是市辖五区，而这五区之外的卫星城星沙、毗邻河西岳麓区的望城县等区域都不在限购之列，此外成都、南宁、沈阳、哈尔滨等多个城市都实行部分区域限购。同时在限购住房类型上，同样有不少地区限购新房，没有包括二手房和郊区住房。而河北石家庄更是在出台限购令后，马上放宽户籍政策，只要连续缴纳养老保险6个月以上、连续务工6个月以上的省内人员都可落户，这与一年前需要缴纳5年以上的规定相比，落户门槛大幅降低，这也意味着，一批因限购失去资格的外地人通过落户后就可以获得购房资格。

　　为什么被给予厚望的房地产调控重拳，在部分城市被大打折扣，甚至出现了像佛山这样意欲松绑限购令的事件？答案还在于房地产行业繁荣与否，直接关系着地方财政收入增减。

　　楼市限购令是一剂“猛药”，直接压制了买方需求，随着市场需求萎缩，商品住宅成交量大降，这影响到地方土地出让金收益以及房地产业相关税收，有业内人士推算，按照目前二三线城市财政收入的情况，上述两项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最少在四成左右。可以想见，在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板子不仅仅打在地产商身上，更打在了地方政府身上时，政策能否有效落地，难免令人心起疑问。更多二三线城市迟迟未出台限购令以及已经出台的限购令变相松绑，其背后都是地方财政收入在作祟。

　　以佛山的数据为例，我们可以看出为何它要“首吃螃蟹”，要率先松绑限购政策。2010年，佛山全市土地出让收入为380亿元，当年财政收入仅有306亿元，而今年前三季度，佛山的土地出让收入为183亿元，这一数据仅占去年全年的48%。这组数据很明显，佛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是很高的，而限购后的结果是，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即便在回答记者有关松绑政策是否与国庆期间房地产交易不佳相关的问题时，佛山住建局官员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定律，即“劣币驱逐良币”。当没有更多的城市响应政策出台严厉的限购令，或者部分仅仅出台很宽松的限购政策，这将让此前出台了严厉限购令的城市倍感“吃亏”，此时“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会逐渐显现。因此，为更好地落实限购政策，莫让其成为“纸老虎”，有关部门应在房地产调控效果逐渐显现之际，进一步督促相关调控措施的有效落实，以巩固调控效果，防止将近两年的调控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