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从政，还是少些为好

　　九月以来，有关三一重工的新闻一直十分给力。

　　一是当家人梁稳根同时被胡润百富榜和《福布斯》评为当年中国首富；

　　二是梁稳根可能“弃商从政”，但是随后三一重工又宣布：“梁董不会放弃三一重工的控股权”；

　　新闻喧嚣的背后，一个核心问题浮出水面，即：在实行市场经济，确立了建立公平、公正、正义的和谐社会目标的今天，统战部门对有意从政，但又不愿放弃股权的梁稳根们，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统战政策？

　　现行对民营老板的统战政策，源于1949年建国时的传统，也就是刘少奇主张的，通过给予政治职务上的安排，体现党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合作关系，包括安排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地方和中央的职务，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历史无法重演：

　　1949年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私有经济被明确定位为过渡性的、要被消灭的经济成分；

　　当年在给这些代表人士安排政治职务时，实际上实行了利益回避原则，即：在给予这些人政治安排时，他们已经不再是企业主，或者已经把财产捐献给了国家；

　　当年被安排的人士，无论是经营管理企业的能力、个人学识、为人品德、在社会上受尊重的程度和影响力，还是企业的品牌甚至规模，都是有目共睹的，堪称中国社会的精英。在他们当中，我们绝看不到因为大搞黑社会犯罪和经济犯罪、因为和体制内官员勾结起来贪污国家财产而锒铛入狱或者被公安机关限制出境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副主席。

　　今天的现实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建立公平、公正、正义为核心的“和谐社会”为社会发展的目标。而今天已经被安排到体制内担任公职，或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民营企业家，几乎全部同时具有老板的身份，继续经营自己的企业，也就是亦政亦商，实际上是政商结合。

　　早在七年以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如何防止利用公权为自己谋私利的问题，目前内地还没有很好解决。在这种大背景下，从政的民营企业家有机会利用公权为自己谋私利，这对其他人并不公平，也使得市场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

　　当少数群体的自身利益和社会大众的利益相对立，而他们的利益诉求又能够通过参政议政方式或者其他平台，以合法的政治诉求的形式影响政府决策时，这对国家、社会和公众意味着什么？

　　2007年11月，广州市几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共同制作并公布了由时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点题的、名为《广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均衡机制》的调研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由民营经济经营者和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专业人士等构成的广州高收入阶层掌握了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不但在经济利益的实现和追逐上处于优势，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社会公共舆论等更有着重大的影响。他们的利益实现是建立在对弱势群体利益损害的基础之上的，已经成为今天建立“和谐社会”的障碍。

　　显然，市场经济下的政商结合不仅与整个中国社会公平、公正和进步背道而驰，还给我们当前最受诟病的腐败现象提供了场所和平台。国内媒体评论富豪榜说：“富豪榜不仅曾是人们所谐谑的‘囚徒榜’，如今看来也是‘官员榜’，在所有的前50位富豪中，没有“官衔”的屈指可数。企业和政治正依靠经济的力量渐渐融合。”

　　想要从政，很好，相信能当大老板，能力也足够，但应放弃股份，或者将企业信托。老板从政，还是少些为好！上一页1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