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劲增长”或跃上前台

　　经济导报评论员 兰恒敏

　　 物价向下拐头，PMI减速，出口增速锐减，农产品、铁矿石价格下跌，铁路大面积停工……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减速又来了。

　　 市场爱好者可以兴奋了：看吧，这就是不顾市场规律，粗暴宏观调控的结果，是行政力量过分介入经济运行的恶果。

　　 他们的批评不能说没道理。本轮宏观调控中，央行“加稻草”式的调控节奏和“重数量型工具，轻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方法，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发改委行政干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强化。纠正一项经济关系的扭曲，常常以新的扭曲为代价。譬如煤电价格调控虽然延缓了通胀，但也造成了电力紧张和电企亏损加剧。

　　 这是难以避免的。中国的产业结构这么复杂，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一项政策的实施总是伴随着原有矛盾的解决和新矛盾的产生。

　　 客观而言，宏观调控不仅制止了物价飞涨，而且在调控中解决了一些过去难以解决的矛盾，如个税起征点提高，国民收入增加———虽然收入增幅仍然没有赶上GDP的增幅；农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扭转了多少年来农民收入增幅落后的局面；资源税改革迈出坚实一步，等等。

　　 现在，问题也来了：当经济出现明显减速信号的时候，是否需要新一轮的刺激？4万亿元刺激所带来的通胀“副作用”尚未完全消除，难道又要开始新的“振兴”？

　　 我们的观点是，该刺激的不刺激也不对。出口急速下降，消费短时间内难挑大梁，适度的投资拉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货币政策方面，应该适当降低存准率；考虑到防止物价反弹，利率可以保持不降。财政政策方面，对民生投入的强化和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已经迈出可喜的一步，应该继续发挥财政“定点用力”的优点，继续加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

　　 但是财政政策的施力存在悖论：财政收入占比过大固然可以加强行政调控的力度，但也会挤占民间财富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出现“财政收入占比过大———挤占民财———消费不振———需要财政刺激———财政收入占比更大”的恶性循环。

　　 消费拉动可靠持久，但需要一个过程；财政刺激后遗症较大，但可立竿见影。就看我们如何根据形势取舍了。

　　 究竟如何应对正在开始的经济减速，专家们说的不算，我们说的也不算。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准确判断和理解高层意图，并据此调整我们的投资、生产和消费决策而已。

　　 胡主席在G20峰会期间强调的“强劲增长”和温总理关于“中国经济形势良好，关键得益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的论断使我们确信：无论外部形势如何变幻，无论中国的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任务如何繁重，“发展”始终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如果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某些调整可能会危及到必要的增长速度，则“强劲增长”必将跃上前台。

　　 胡主席所说的“在强劲、可持续、平衡这3个目标中，确保强劲增长是首要”，既针对世界经济而言，也对中国经济有效。深刻理解了这句话，今后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走向就不难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