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莫枫

　　近日《经济观察报》发表“科研经费江湖”一文，文中引用中国科协调查数据，指出“中国科研经费仅40%用于科研本身，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消息甫一传出，便在网上引起极大轰动。

　　众人质疑的焦点，不在于数据本身的真实性，而是科研经费的不合理挪用。仔细阅读该报道，会发现文中的大部分采访对象都是以匿名形式发言。媒体为保护受访人利益不受损，不指名道姓，可以理解，但由此亦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

　　尴尬的江湖丛谈

　　“科研经费江湖”一文中所披露的现象，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如此？如果科研经费之肆意挥霍确成事实，其具体根源是什么？该如何杜绝？……

　　作为一位评论记者，我自是希望找到居于事件内部的人士，以其真实身份来评论此一事件，从自身真实经验出发，给出深思熟虑的想法。不料，采访进展艰难，多位大学任教者表示“不方便以公开身份谈论此事”—其中不乏在公共言论空间较为活跃的人士。

　　归纳他们拒绝的主要理由如下：自己手上有国家科研经费支持的项目，自己也“未能免俗”，部分经费进了个人荷包，身不正则言不能顺；科研经费非正常挪用，受惠者广泛，不能脱离这一系统、得罪人，不敢公开发声；担心对自身所在机构造成消极影响，如招致科研经费申请失利，难当其责；也有的本身未有亲自申请科研经费的经历，不能深入谈论。

　　如此尴尬的江湖丛谈，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我相信，如果我以阿伦特式的质问，苛责其“沉默就是合作”，肯定有不少人会讥笑我“天真不懂世事”。一位在大学任教的朋友调侃道：“上梁不正下梁歪，除非有能力与勇气，不在这个扭曲之屋拼生活，否则敢怒不敢言就是常态。在这个制度中，谁愤而作不平之鸣，下场就是声远苦长。”没有合不合作的自由，只有合作一条路。

　　其实，以公开身份讨论科研经费问题的学者，并非没有。去年9月份，全球顶尖学术期刊《科学》，刊发了一篇由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联合撰写的文章，讨论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问题，文章披露一个中国科技界的潜规则：“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两位作者都是从美国归国的科研人员，他们的归国曾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而他们联手写了这一论文之后，媒体上便很难有他们的声音。饶毅曾表明，虽然没有受到压力，但受到“冷处理”、“闷棍”不少，官员觉得不好操纵他们，学界权威觉得不好对付他们，结果就是把他们排除在各种评审会之外。

　　人情与权力的压力

　　在我那些不成功的采访中，受访者虽然不愿意以公开身份讨论，但多少会为我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与想法，其中被多次提及的是，“科研经费乱象丛生”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已有之，不过最近重新被推到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上，这是一个体制问题，而且跟社会的其他层面一样，哪里钱多，哪里就脏。

　　查资料可得，早在2004年，尚未归国的饶毅与当时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鲁白，以及生物学家邹承鲁合写过《中国科技需要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文章论及“科研经费的分配体制”，认为行政与科技界线不明、职责混乱，官员在经费分配上权力过大，自然就造成不合理现象，建议“行政人员推出科技决策与影响”。

　　《科研经费的江湖》一文中所谓的潜规则，概括之，就是人情与权力。也正是这一潜规则的反向作用，让我的受访者们选择了遵从。一位学者说，之前新闻报道中科院院士用科研经费养二奶，大家可以讨论，因为涉及的是腐败这一表象，谴责腐败是在安全线之内。自身研究领域不涉及经费问题的学者，也可以泛泛而谈要加强审查监管，也可以呼吁一下给大学研究者提高薪水。但若是以公开身份，谈论具体的科研经费分配的具体现实，人情与权力的压力，非身在事外者可以想象。

　　造成大家不得不道路以目的，是身在其中、不染自黑。科研经费受人关注，因为其数额巨大，一些国家级项目，动辄上亿。其实，不论文理科之别，国家研究经费向来被视为高校竭力争取的对象。滥用经费是一方面，争取经费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才是经费乱象的核心。

　　经费分配的负激励

　　曾经有媒体报道，一位不上课、不写论文的大学老师，只要为学校争取到几百万元的项目，他的职称评级就没有问题。反之，一位认真上课忠于自己学术理想的大学教师，有可能多年身居大学底层。而且，数额大的研究项目，其申请审批的标准，往往带有国家视角，而非学术视角，具体而言，科技界重生产应用，人文界重政治实用。

　　国家视角盖过学术视角的结果是，经费被预设在宏大却无用的项目上。科研经费的腐败，正是滋长于这些项目。但大学研究者对经费趋之若鹜，并非始于享用腐败之惠，而是大学本身对学者的评价体制以及晋升体制，存在不合理之处。转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到近20年一直讨论的问题上。

　　曾经有一位美国记者对我说，贵国的专家，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什么都说，一类是什么都不方便说。我当时无以反驳。在关于科研经费的采访中，“不方便说”的学者们，并非没有良知没有理性，他们似乎都在飞利浦·津巴多教授所谓的“路西法效应”中，身处一个特定的情境系统，被情境的力量所驱使，环绕着各种无可奈何。

　　《经济观察报》的报道刊出后，越来越多的讨论之声正在出现，我愿意乐观地猜测，当更多的人将相似的处境加以叙说，当更多的人从别人的叙说中，看见自己的处境，交流与理解就会成为可能，而公共理性的建构，也会成为可能。默验舆情，改革也不得不起步。

　　作者系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