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价难解打车难

　　□信海光

　　犹记得几年前的哥们还在抱怨空驶多，乘客少，忽然之间，“打车难”却又成为北京的早晚一景。近日，新华社、央视等媒体相继报道了北京打出租车难、常遭司机拒载的现象。

　　由于打车难问题牵扯人群众多，所以不但媒体关注，各路名人也纷纷献计献策，其中听到最多的一种声音是提高出租车价格和减少司机份子钱，认为在份子钱高、油价贵、交通堵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北京的司机日子太苦，压力太大，缺乏工作积极性，因此，提高司机收入才是解决打车难的关键。持此类观点的包括茅于轼先生、主持人胡紫微、《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微博(http://weibo.com)女王姚晨等。

　　由于站在出租车司机这个媒体眼中一贯的弱势群体一边说话，涨价或者“减份”的观点当然比较讨好，但却未必是解决“打车难”问题的正确之道。打车市场出现供不应求，解决的办法一个是增加供给，一个是提高价格，为什么不着眼于增加供给，而首先要想到提高价格呢？这岂不是要让消费者承担打车难的苦果？司机们不容易，难道消费者就容易？

　　对于不首先增加供给，茅于轼的理由是“垄断的问题谈了多年，没有进展”，因此只好谈涨价。这话有一定道理，北京的出租车市场确实是一个垄断市场，但正因为垄断没破除，才更需要名人们在关键时刻发出呼吁啊，岂不见广州市就已经在市民呼声下举行了“投入1000辆高峰出租车运力”听证会？更何况，高峰时期打车本来就是一种刚性需求，价格弹性较弱，提价有没有用都很难说。如打车人未能减少，没提价的时候司机还在挑活儿，提价以后司机更是不差钱儿，高峰期更加拒载，问题反而可能更严重。

　　事实上，增加需求未必一定依赖于出租车的扩容，更严格的监管也是方法之一，此前北京市交通委曾声明：严禁出租车以交接班为借口拒载。这虽然只是重复了乘客的基本权利，但如果辅以实质性举措，也会使挑活司机大幅减少，客观上等于增加了运力。

　　在北京生活十几年，逢上下班高峰或雨雪天气遇打车难很经常，但频繁遭遇司机挑活、拒载则是近期才有的事情。相信其他市民也多是如此感受，其后固然有诸多客观原因，但司机拒载有违职业道德应是共识，在这一情况下，为什么很多媒体和名人给解决“拒载”开出的药方居然是“多给钱”呢？其中显然不乏温情过于泛滥的因素在内。

　　又比如油价近年来确实是在上涨，但国家和出租公司给的油补已经从三四百元涨到1300余元，而且每单如超过三公里乘客还要额外再支付2元的燃油附加费，几乎相当于起步价涨了20％，油价高的大山实际上远没看起来那么高。

　　打车难，这个日常市井俗态背后其实牵扯到诸多因素，比如，市场准入制度、政府监管、供需矛盾、城市对出租车的定位乃至城市功能规划等，欲彻底解决须赖于多方共同努力，绝非一个简单的“涨价”所能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