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产油国之变：石油美元用好不易

　　李东超

　　始于突尼斯、埃及等国的动荡政局，着实让中东北非产油国惊出了一身冷汗。但通过加大公共支出、提高福利待遇和创造就业等惠民措施，这些产油国不但幸免于乱，而且因动乱而高涨的国际油价再次给中东产油国带来了滚滚财源。

　　但从长期来看，习惯了躺在“石油黑金”之上的中东北非产油国即使躲过此一劫难，也不能高枕无忧，而仍面临着改变单一经济结构、创造就业、塑造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加强对国家财富的管理，以及满足民众政治诉求等一系列挑战。

　　石油财富来得越容易，就越容易增加中东北非产油国改革的惰性。这就像温水煮青蛙，如果一直只满足于用“石油美元”来给国内不满情绪降温的话，那么当有朝一日国家再也忍受不了国内日趋升温的不满时，动荡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因“乱”得福？

　　这次动荡虽然加剧了中东北非地区的紧张形势，但实际上也给中东产油国带来了一笔“横财”。

　　今年2月，动荡之势刚传导至欧佩克成员国利比亚，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即在金融危机后首次突破100美元/桶的大关，之后更是攀上了120美元/桶的高位，而整个2010年，国际油价还只在80~90美元/桶的区间震荡。

　　为了防止动荡蔓延至本国，在国外治病数月的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提前回国，并先后两次要求沙特政府推出一系列稳定国内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惠民政策，总耗资高达3850亿里亚尔（约合1030亿美元），内容包括发放现金补助、兴建住房、提供住房和食物补贴、为海外留学生提供学费担保、提高公务员最低工资水平等，并首次提供失业救济金，试图用金钱构筑起抵御外部动荡的围墙。这一招显然奏效了。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受油价上升和公共支出扩大的影响，2011年海湾合作委员会（下称“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将表现良好（当然已经发生动乱的巴林除外），经济增长或将达到7.8%，其中卡塔尔的增长甚至可能达到20%。

　　IMF还指出，海合会国家非石油部分的表现也非常抢眼，这得益于这些国家实施的经济多元化战略，包括修改外国直接投资法、启动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合作、鼓励合资等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扩大税基、刺激就业，但有些国家的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相对较高，沙特也不例外。

　　巨额的石油财富也给中东产油国带来了大量的财政盈余，IMF预计海合会国家2011年的财政和经常性项目盈余将达到约3040亿美元。油价上涨在不断改善中东产油国的财政状况，但事实上也掩盖了非石油行业发展的问题。如果从非石油部门的财政收入占非石油部门的生产总值之比来看，沙特、科威特、阿曼等国的形势都不如以前。

　　中东北非动乱的警示

　　造成此次中东北非政局动荡的原因是复杂的。法国马赛商学院地缘政治学和国际管理教授祖必和（Zoubir）在解释此次动乱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加大方面的因素。他认为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即腐败、国家财富被侵占、贫富差距加大、食品价格和失业率上升、政权缺乏民众支持，特别是年轻人缺乏社会自由，政治诉求得不到体现等。

　　而这些问题都可以看成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结果，祖必和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解释道，“正是新自由主义导致中东国家产生了具有买办性质的中产阶级，这一阶级的利益和外贸或一些非生产性行业的利益相挂钩，而这些行业几乎不怎么创造就业。”

　　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吴冰冰认为IMF支持下的埃及自由化改革，前提是将公有企业私有化，重点发展金融领域和通讯、互联网等行业，“但这些行业都定位于相对高端的人群，能吸纳的就业量很少，而相反，以纺织行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却在萎缩，导致工人大量失业。”

　　由此看来，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是中东北非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风险，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些风险的程度，食品价格上涨则成了动乱爆发的导火索。

　　在今年爆发动乱的国家中，除利比亚外，其他国家并非主要产油国。而像沙特、卡塔尔等中东主要产油国在国内出现危机苗头之时，即通过大规模的惠民政策来安抚民众的不满情绪。但祖必和认为，即使目前惠民措施奏效了，那也只是暂时的，因为这些国家不可能永远通过金钱来收买人心。

　　在祖必和看来，中东主要产油国花钱收买民心不是经济行为，也不是理性的，“执掌政权的家族往往不区分国家财富和个人财富，他们在攫取了大量的石油利益后并没有平等地分配给国民。用金钱收买民心只是暂时的，这些国家要做的是为经济发展和就业创造更好的环境，而不是拿石油财富来进口奢侈品”。

　　经济多元化之路

　　其实长期以来，经济多元化一直是中东北非产油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杨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过去约30年时间里，这一战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尽管走过一些弯路，例如沙特曾在自然条件严重不利的条件下发展小麦种植，但这些国家仍根据本国国情，发展新兴产业部门，使完全依赖原油出口的经济结构逐渐发生改变。杨光认为这些进步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在新一轮高油价的背景下，中东产油国的经济多元化战略更加注重发挥比较优势，天然气开发、货物转口贸易、仓储、金融和服务业将成为其重点发展的产业。

　　与沙特不同，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等国国土面积小，人口也少，不具备全面发展工业的条件和比较优势，但这些国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航运枢纽地带，在发展航运和金融服务业上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例如巴林大力发展离岸银行业，2004年银行保险等服务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成为支柱产业，而卡塔尔借2006年亚运会之契机，大规模扩建机场，力图成为中东地区的航空中转中心。”杨光介绍说。

　　“石油美元”怎么花？

　　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给海湾产油国带来了大量剩余资金，具体表现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巨大顺差。“在满足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后，还有大量的剩余石油收入，这部分资金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石油美元’。”杨光表示。据统计，2001~2005年，沙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从95亿美元增加到842亿美元。

　　在这一背景下，中东产油国还纷纷建立“主权财富基金”以专门管理“石油美元”。根据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局（IFSL）2009年3月的数据，2008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高达3.9万亿美元，其中中东产油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就占45%。而根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2009年的数据，截至2008年，阿布扎比投资局和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所管理的资产分别为6270亿美元和4310亿美元，为全球最大的两个主权财富基金。

　　如何管理“石油美元”？成为人们关注中东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

　　据杨光介绍，早期海湾产油国的“石油美元”对外投资时主要以外国银行存款、持有外国政府或企业的债权、产权投资等形式体现。目前沙特货币管理局官方公布的投资战略是投资低风险的资产，例如主权债务工具。阿布扎比投资局的投资目标是获取长期、可持续的收益，其资产配置较为多元化。杨光认为海外资产标志着海湾产油国对国际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参与，因此也是海湾产油国产业结构多样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从目前可获得的信息看，海湾产油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已经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例如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就持有英国银行巨头巴克莱银行6.7%的股份、伦敦股票交易所集团约15%的股份和瑞士信贷集团约6.2%的股份。科威特投资局2009年对美国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公司投资7.5亿美元，阿布扎比国际石油投资公司旗下的阿尔巴投资公司是德国制造商戴勒姆公司最大的股东。

　　未来的风险与挑战

　　随着高油价时代的来临，杨光认为中东产油国再次迎来了一个资本积累的黄金时期，但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单一的痼疾仍未完全消除，而且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即如何满足国内民众的政治诉求。

　　尽管国际油价在金融危机后曾跌破40美元/桶，但今年在中东北非动荡的影响下，又迅速突破100美元/桶的大关，如此“过山车”式的油价波动，给中东产油国的经济稳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相对于上世纪末油价低迷时期而言，中东产油国如今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应对国际油价的波动。杨光认为，在相当长时间内，中东产油国的经济状况仍面临遭受国际石油市场波动冲击的风险。

　　此外，杨光还认为，沙特和科威特等国在石油工业上游领域实施的限制外资政策，不利于充分发挥这类国家石油开发的低成本优势，甚至可能导致国际石油资金和技术流向新兴石油生产和输出国，从而最终导致自身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份额缩减，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力下降。除此之外，杨光认为，“海湾国家仍有不少非战略性产业不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加剧的形势下，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过多限制，实际上只能制约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多样化的步伐。”

　　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中东产油国的民众对君主制政体的不满越来越厉害。此次中东北非的政局动荡给这些国家的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惠民措施或许可以暂时缓解民众的不满，但如果民众的政治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中东产油国仍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

　　吴冰冰认为对中东产油国而言，目前民众最需要的就是政治参与国家未来命运的发言权，“目前这些国家的精英政治和普通民众基本脱节，此次中东北非动荡的一大特点是民众不只要钱，而且是要有尊严地活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王锁劳也认为，威权统治目前在阿拉伯世界已经不受欢迎，中东国家面临的风险主要还是来自政治体制方面，但他也指出，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例如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哈马德11月1日承诺，将在2013年下半年举行卡塔尔历史上首次议会选举。

　　在常规油气资源日渐枯竭的时代，拥有优越产油条件的中东国家仍能继续享受石油带来的红利，高油价时代的来临也会给其经济结构调整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此次中东北非动荡已为中东产油国敲响了警钟。如何让石油财富惠及于民而不是只集中在王权和贵族手中，如何让政治制度的发展水平和国家富裕程度相匹配，是中东国家今后面临的真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