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会斌：话说中国十大商帮

　　文/ 许会斌

　　对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十大商帮”的研究，能帮助今天的银行人感悟和理解每个商帮的经营特点，比如晋商是“诚信为本”、徽商是“贾而好儒”、粤商是“胆容相济”、闽商是“爱拼才能赢”等，每个商帮的经营特点都是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和人们经营理念的缩影。本刊特约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批发业务总监许会斌先生撰写系列文章“说商道帮”。 许会斌曾担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行长等职务，作为多年金融管理实践者，其善于将金融与文化结合起来思索，试图从我国的传统商帮文化中汲取灵感，并将商帮文化与现代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结合起来，在很多地方形成了自己比较独到和系统的见解。

　　中国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也是商帮文化的发源地，商帮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的商业文明、金融业诞生和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弘扬商帮文化精神，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值得今天我们从商、从政、从企、从银、从学乃至从人者深思。

　　商帮在特定背景下应运而生

　　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十分缓慢。上千年来，虽然人类社会一直没有离开过商人活动，但是形成商帮和商帮文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逐步改善，商品交易逐渐增多，尤其到了明清时代商品数量广泛，种类繁杂，商人队伍在此间得到迅速扩展，而且竞争日益激烈。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一直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也就是重儒轻商、重农抑工，当时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四类行业，“商”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根本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此，在那样的年代，商人自发地利用他们天然的血缘、乡里、宗族关系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和衷共济，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制定者和控制者。不仅如此，商帮能够内部规避恶性排斥、外部增强竞争力，并借用封建体制内集体的力量，趋利避害，保护自己，形成壁垒。商帮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并且逐步发展，达到鼎盛。

　　商帮的“光荣岁月”

　　商帮的形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既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又说明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历史资料表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曾在宋代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经元代之后，在明代又迎来了一个高潮，所以商帮群体的形成，也应当在这个阶段脱颖而出。据有关资料显示，明朝万历年间农产品总量达700多亿斤，江南水稻单产量达300斤左右，与当时的欧洲处于同一水平。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需要说明，在农业、工商业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明代的官营手工艺逐渐衰落，民营手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江浙的丝绸业、广东的冶铁和铁器的制造业、中原的棉纺织业，无论在生产技术上还是在生产规模上，都有了快速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手工业等亦有相当大的发展。

　　需要指出，对商帮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还在于体制和政策的变化。明朝初始，为了保卫北部边防，政府设立了“九边”(9个军区)，官府有80多万军队和30万匹战马，这就给当时政府的财政吃饭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于是，明朝洪武三年开始实行以粮换盐政策，这就成为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形成商帮的契机。到了明代中期，官府授权的私人盐业垄断经营，成为徽州商人成长的关键推动力。在辽宁和张家口，当时分别开放了东西马市，对于山西商人由以盐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样，明代中期对海禁的放松，也是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

　　远去的“十大商帮”

　　中国商帮经过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经营方式，形成了不同特点的十大商帮。这些商帮包括：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龙游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宁波商帮等。

　　毋容置疑，这些商帮都是以地域、乡缘为纽带的商业集团，而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企业，有明显的地域性。十大商帮中家族色彩最为明显的是徽商，但把商帮联系在一起的仍然是乡缘、地域。商帮的核心是结成“帮”，“帮”的含义是群体精神，也可以说是有限的理性，有商无帮称不上帮，有帮无商称不上商，帮的形成，靠的是有形组织，本地为同业公会或行会，外地则为会馆。由于相同的籍贯、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相同的人文环境，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相同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了乡情、友情和亲情，这种感情具有特殊的亲近感。自古以来，就有“他乡遇故知”的民间谚语，作为人生四大喜欢(久旱逢甘雨喜欢、他乡遇故知喜欢、洞房花烛夜喜欢、金榜提名时喜欢)之一。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都表明了中国人特别是传统中的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深刻而又浓厚的，可以说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乡音基础上的商人组织。

　　商帮的形成和发展，从自发到自愿、从无序到有序、从小集体到大团体，顺势而生。按地域划分，有本帮和客帮之分；按行业划分，有行帮之分；按品牌划分，又有种类之分。

　　总之，十大商帮在中国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影响深远，也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当代“新商帮”的兴起

　　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帮”这一概念被一些省市的商人接受和使用，并形成了五大新商帮——即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目前，许多省份商人也纷纷起而效仿，开始按照地缘、地域给自己定位。比如说，山西省和安徽省的商人，分别提出了新晋商和新徽商的口号；河南、重庆、河北等地的企业家也跃跃欲试，将自己分门别类，并冠以新豫商、新渝商、新冀商。这些新型商人，经营的领域包括：房地产业、建筑业、家政服务业、娱乐业、餐饮业、电子业、小商品业、货栈贸易业等；经营的区域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可以预料，随着经济往来的全球化和商品交易的高度市场化，特别是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新一轮商帮的兴起，将是一种必然趋势。

　　商帮文化与金融创新

　　商帮文化对我们从事银行经营管理和服务工作，是一门很好的教材。历史证明，商帮文化和金融业兴衰密切相关，特别是晋商在满清政府建立后，万里行贾，诚信经营，从贸易领域到金融领域，创造了诸多华夏第一，比如第一次集汇兑、放款、存款为一体，第一次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第一次推行股份制管理制度，第一次将人才竞争和激励机制引入管理活动之中，第一次将汉语密码应用到金融汇兑过程中。尤其是票号管理上推出的“东掌和约制度”、“人身顶股制度”、“抽疲转快制度”、“汇兑密押制度”、“花红准备制度”、“巡视监管制度”，目前我们还在继承沿用。同时，十大商帮中的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强化员工管理，为客户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及严格的选人用人制度等，仍然是我们现代人学习的楷模，对完善现代化银行的改革和实践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作者为本刊特约专栏作家、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批发业务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