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金特与西姆斯：昔日同窗共享诺奖

　　文/ 方舒婷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使得理性预期学派不再可信，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主张这场危机是市场失效的典型表现，急需政府救市。然而，随着新信息的汇聚，市场的有效性逐渐显现出来，理性预期的前瞻性不言自明，而凯恩斯学派所提倡的暂时性、针对性政策的失效也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当口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两位同凯恩斯主义相左的经济学家。可以说，今年的诺奖的确是理性预期学派取得的重大胜利。“你可以一直愚弄某些人，也可以一时愚弄所有人，但绝不可能一直愚弄所有人。”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这句名言来概括理性预期的精髓恰如其分。

　　2011年10月10日，诺贝尔奖的压轴大戏—经济学奖揭晓，不同于诺奖近几年频出黑马的现象，今年的获奖者名单一经公布，几乎所有的经济学人都有实至名归之感。如此众望所归的学者就是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

　　乍看之下，这两位共享桂冠的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是相对独立的，深究之下不难发现，两位经济学家都十分强调并重视理性预期在实证分析和计量中的意义，恰如《华尔街日报》所打出的大标题—《理性预期学派的回归》，今年的诺奖的确是理性预期学派取得的重大胜利。

　　萨金特：理性预期学派的奠基人

　　“你可以一直愚弄某些人，也可以一时愚弄所有人，但绝不可能一直愚弄所有人”，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这句名言来概括理性预期的精髓恰如其分。

　　提及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似乎是更为耳熟能详的代言人，但事实上更多的名字应当被铭记，如尼尔·华莱斯、罗伯特·巴罗，还有托马斯·萨金特，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使得理性预期学说得以创立和广泛推广，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前提和重要研究因素。恰如萨金特在回忆创立理性预期学派的岁月时所说，“理性预期”改变了我们研究最佳宏观经济政策的方法，它甚至让宏观经济学家所使用的语言都较以往不同，我们可以宣称，业已发生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萨金特的贡献尤为卓著和突出，他关于理性预期方面的开创性论著已经成为经典，如《理性预期与经济计量实践》和《理性预期与通货膨胀》，而他所著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动态宏观经济理论》更是欧美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典范读本。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可以称得上“天才”的经济学家居然曾经是位见到数学就头疼的哲学博士。

　　萨金特1943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小城，据他的父亲查尔斯·萨金特回忆，托马斯从小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学术天赋，而是十分热衷于体育运动。让91岁高龄的查尔斯记忆犹新的是，儿子在选择自己的前途时是那样的坚定和果决。那时，托马斯年仅17岁，距高中毕业还有一年时间，中学校长建议他再等一年毕业，以保证能够进入他心仪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者退而求其次选择稍逊一筹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而萨金特无比坚定地向父亲表示，自己要去，而且当年就要去伯克利。事实证明，托马斯的自信和坚持来源于他超凡的实力。此后，他不仅顺利地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于1964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来的道路更是越走越宽阔，并最终于196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萨金特堪称经济学的全能性人才，对于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绝大部分领域，萨金特都有深入了解，他关注现实中的经济问题，研究利率的期限结构、大萧条以及失业等重大问题。然而，萨金特最杰出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贡献，在于他将理性预期引入了对宏观经济的研究中，使之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术语。

　　众所周知，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应对经济萧条时主张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而且由于“流动性陷阱”的作用使得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财政政策是唯一的选择。从逻辑上看，需求增加带动产量增加，从而居民收入相应提高，这种应对危机的方法似乎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然而，这看似完美的一切都建立在“所有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在各期都保持一致”的前提上，换句话说，参与者不根据自己所获得的经验去调整自己的行为。这种假设在现实中无疑过于严苛，以至于完全不可能。事实是，当市场相信了政府的救市承诺，从而增加了消费和积极生产后，政府遵守扩张性政策承诺的动力就会在可能引起经济过热的阴影下大大减弱，当下次危机来临时，市场便不再相信政府所作的任何承诺。在现实经济中，经济参与者更为“精明”，甚至在当期就已经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做出使自己受益最大化的选择，而这种行为的必然性结论就是，无论是财政政策抑或是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这便是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

　　西姆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领路人

　　和萨金特一样，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的研究成果涉猎甚广，囊括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计量经济学等众多分支学科。西姆斯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计量领域，是他建立和推广了在经济研究中运用最广泛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以下简称“VAR”)，该模型适用于研究经济因素的暂时性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西姆斯等经济学家在研究央行加息等因素对经济产生的可能影响中就成功运用了VAR模型，经过检验，他们发现加息后通胀率的下降有一到两年的时滞，而经济增长率也会随之降低，并需要两年才能恢复最初水平。这为经济学中常常讨论的利率、通胀目标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性的证明，更为重要的是，对明确政策的时滞提供了有益的依据。向量自回归模型之前的模型都没有考虑预期的因素，因而得出的结论都是有缺陷的。而VAR模型对这个重大遗漏进行了修正，把预期因素引入计量模型，从而使得经济因素变动的考量可以动态化，也让预见暂时性因素变动对未来经济的影响成为可能。

　　西姆斯在计量经济学上的建树同他过硬的专业背景不无关系。事实上，称西姆斯为“计量天才”也毫不过誉。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轶事足以证明西姆斯的盖世才华。他1971年发表在《数理统计年鉴》上的论文《无穷维参数空间中的分布滞后估计》是一篇现代计量学开创性文献，虽然讨论的是经济学中的计量问题，但西姆斯当年写完这篇论文后没有投给经济学杂志，因为他显然知道没人看得懂。于是，西姆斯投给了最著名的数理统计杂志，可是编辑却找不到审稿人，终于勉强拉来一个，最后的审稿报告却是这么写的：我真的不明白这篇论文在说什么，但是我检验了其中的几个定理，好像是对的。所以，我猜应该发表。

　　西姆斯196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此后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了一年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西姆斯回到母校哈佛继续深造，并最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可以想见，大学期间打下的深厚的数学基础和专业知识为他日后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当瑞典皇家科学院打来电话通知西姆斯获奖的喜讯时，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和他的妻子正在甜蜜的睡梦中。西姆斯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个中细节，“事实上，我们听到了两次电话铃声，但由于我妻子一直找不到通话按钮，我们于是又入睡了”。

　　面对如何处置巨额奖金的问题，西姆斯幽默而不无深意地回应说，他打算先以现金的方式持有，日后再做打算。或许，面对当前波谲云诡的经济形势，连经济学大师也不确定如何让这笔奖金不随之贬值。

　　缘分匪浅的同窗

　　早在20世纪70年代，萨金特和西姆斯就对诸如减税和提高利率这样的宏观政策改变会怎样影响经济产生了浓厚兴趣。但作为经济学家，不可能也不能够拿现实经济做实验来观察政策执行效果，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研究历史。因而，萨金特和西姆斯发展了统计方法，以更好地收集历史数据，并将各个影响因素拆分为多个变量进行考量。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使得理性预期学派不再可信，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主张这场危机是市场失效的典型表现，急需政府救市。然而，随着新信息的汇聚，市场的有效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在我们为摆脱次贷危机而焦头烂额之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欧债危机日益凸显。理性预期的前瞻性不言自明，而凯恩斯学派提倡的暂时性、针对性政策的失效也毋庸置疑。在这个当口上，举世瞩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两位观点与同凯恩斯主义相左的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正是向世人传递着一个信号—政府普遍干预经济的行为收效不佳，应当改弦更张了。

　　恰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声明中所说，尽管西姆斯和萨金特是独立研究得出的结论，但是他们的贡献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补的。他们的研究为解决很多关键却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可行的解决办法，譬如，经济政策和不同宏观经济变量，诸如国内生产总值、通胀、失业率以及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使得用定量的方法确定未知的经济政策或系统性政策的改变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成为可能。以往人们倾向于单线程思考，只关注经济政策的改变会对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却忽视了经济也会影响政策的决定和施行，而对未来的预期恰恰是产生这种影响的重要因素。萨金特和西姆斯的学术成果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表以来，已经为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广泛采用，并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性工具。

　　翻看萨金特和西姆斯的履历不禁惊叹，这两位经济学界大腕之间的缘分远不止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么简单。他们同年出生，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过，又同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甚至同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一门关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拥有这么多的共同点，也难怪萨金特和西姆斯在得知同对方分享这一荣誉时会心一笑，正所谓心有戚戚吧。

　　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诺贝尔奖中最年轻的奖项，每年都大腕云集，竞争极为激烈，对于获得如此殊荣，萨金特和西姆斯却表现得十分淡然，“他(萨金特)在得知这个消息时很平静，正准备去学校上课”，萨金特的妻子说。而西姆斯也只是含蓄地表示，能和萨金特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很高兴。

　　获奖后，各路媒体采访蜂拥而来，面对突如其来的高关注度，两位行事一贯低调的学者还不甚适应。当一位诺贝尔委员会委员问及萨金特，如何处理自己被奉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学圣人而受到顶礼膜拜的问题时，这位解决了经济学诸多疑难困惑的学者显得十分为难，他只能半自嘲、半认真地解释说，自己不过是研究数据的书呆子，对于这样的高期望实在难堪重任。在获奖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西姆斯同样表现得不善言辞。当被问及对于美国当前财政和金融救助措施作何评价时，西姆斯没有做出正面回答，“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谨慎的思考和大量数据分析，回答问题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的”。

　　而对于如何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两位获奖者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要寻找出路并不轻松。以语言坦率、精练著称的萨金特更是明确表示，“别指望从我们这儿获得太多”。也许正如《纽约时报》特约评论员所说，经济学不过是各种观点和方法的汇总，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总结，而对现在出现和未来发生的问题需要像萨金特和西姆斯这样的更多的经济学家不懈地去钻研、去解答。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生于1942年10月，196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先后在哈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耶鲁大学执教，并从1999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80年，他在《宏观经济学与现实》一文中，提出了一种分析宏观经济数据的新方法。他与萨金特不约而同地强调了预期的重要性。他提出一种新方法，用于识别和解读历史数据中的经济震荡，并分析这种震荡是如何逐渐传导给宏观经济各变量的。他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和银行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