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涅槃：银行业的博弈与突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全球金融市场格局的改变，却在短短十年之内发生了。

　　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十年之内，中国银行业在全球金融版图中的地位有了颠覆性变化：十年前，中国银行业徘徊在技术性破产的边缘，十年后，全球市值十大银行中国有四；十年前，中国金融从业人员对花旗、汇丰等海外金融机构仰为观止，十年后，在大多海外金融机构遭受金融危机重创时，中国银行业却一枝独秀；十年前，中国银行业总资产只有17万亿元，而外资银行在华资产规模接近万亿元，市场份额最多时占到了5%，十年后，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达107.4万亿元，而外资银行增长到3万亿元，市场份额却降至1.8%。

　　入世十年，中国银行业在赢得掌声和鲜花的同时，也在反思未来的发展之路。

　　融入篇

　　中国在入世谈判中，金融问题尤显棘手，原因在于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与国外银行业差距太大，而且在公司治理、经营方式和盈利能力方面都凸显薄弱。

　　入世后，中国银行业通过股改和引资的方式为应对外资银行入境带来的冲击做足准备。

　　资产困局

　　在1997-2000年间，中国银行业整体的不良贷款率非常高，甚至超过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三个最受重创的国家———泰国、印尼与韩国。

　　业内初步测算，如果按照贷款四级分类，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达到了30%以上，按照五级分类则高达40%以上，而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IM F)、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BIS)等的估计也大约处于这一区间。在与美国完成双边谈判后，1999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一度上升到38%。

　　1999年5月，国务院决定先后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剥离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不良资产约1.4万亿元，使不良贷款率从38%下降到28%。但2001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时，工、农、中、建四大行总体上仍然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当时，国外市场上关于整个中国金融系统实际上已处于“技术上破产状态”的传言不断袭来。

　　事实上，中国银行业脱胎于传统体制下政府主导型的银行体制，许多银行业金融机构都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特别是工、农、中、建四大行，长期以来扮演着第二财政的角色，基本执行国家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制度，形成所有者缺位和职业银行家缺位的状态，后来又承担了国有企业破产的成本。

　　股份制商业银行虽初步建立了现代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却存在着公司治理架构不健全、决策执行体系构造不合理、监督机制有效性不足等问题，有的还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这些都大大限制了股份制银行体制优势的发挥。

　　2003年，时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表示，“从1999年到2002年底，四家银行按四级分类口径测算的不良贷款比例平均下降了13个百分点，年均下降4个百分点，这其中既有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贷款的因素，也有商业银行自身努力的结果。”但他同时坦言，与外资银行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主要包括公司治理结构、资产质量、资本金与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四个方面的差距。

　　从2004年1月1日开始，按中国银监会的要求，4家国有商业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始全面推行五级分类制度，取消当时并存的贷款四级分类制度。在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中，根据内在风险程度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取代了原先“一逾两呆”的分类方法(即将贷款划分为正常、逾期、呆滞、呆账的四级分类制度)。这意味着银行资产质量的分类方法彻底改变。

　　入世两周年后，中央汇金公司成立。2004年1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到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而管理450亿美元注资的就是刚成立不久的汇金公司。同年6月，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2787亿元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此后，政府还通过中央银行再贷款和中央财政支持方式，再为四大行剥离近1.8万亿元不良资产。

　　股改征途

　　2004年国有大行股改启动，包括境外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建行为例，2004年6月9日，建设银行发布《中国建设银行分立公告》，称该行将以分立的形式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有限公司。随即，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2004年7月中下旬开始与花旗就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事宜进行谈判。

　　在2005年3月以前，长期在建行“求婚者”这个名单上位居前列的是美国花旗集团。但是进入6月，当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的郭树清发现已没有时间与花旗集团就购买价格、外资入股后的管理权限、风险管理等诸多问题达成共识时，果断中止谈判，寻找新买家，并干脆取消花旗集团的承销商资格，在建行6月2日上市筹备会上，就已没有花旗集团代表出席了。

　　知情人士表示，建行、花旗集团联姻失败的主要原因除了出价低以外还在于花旗集团有所保留。“他们在一揽子合作计划中将最有竞争力的如风险平台建设、金融产品设计等付诸阙如。此外，最具增长潜力的信用卡业务也因花旗集团与浦发银行排他性合作协议在先，不可能放在与建行合作之列。”

　　6月17日上午，建设银行与美洲银行签署关于战略投资与合作的最终协议，美洲银行首期投资25亿美元购买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9%建行股份，第二阶段将在建行计划的海外IPO时认购5亿美元的股份，未来数年内美洲银行还可增持建行股份，最终持股可达19.9%。

　　建行与美洲银行签订了战略投资协议，成为四大行引入的首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此期间，民生、招商、深发展等其他商业银行在没有雄厚注资的情况下，也在进行着向“健康银行”的转变。

　　早在1991年4月3日，深发展就成为国内首家上市银行。但在中国银行业整体陷入不良资产泥沼之时，深发展也是泥足深陷。2002-2004年，深发展资本充足率从9.4%降到2.3%，不良贷款率从10.29%升至11.41%，其资产状况在中国各股份制银行中排在末位。

　　深发展的股改可谓“背水一战”。2004年，时任交行深圳分行行长的肖遂宁代表深圳政府与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就为深发展引入财务投资者进行谈判。在经过争吵、法律诉讼、仲裁庭和解以及反复谈判的屡番周折之后，深发展于当年5月31日发布公告：四家主要股东持有的深发展国家股和法人股转让给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后者以12.35亿元获得深发展17.89%的相对控股权。

　　战投争议

　　2005年，随着四大行及股份制银行相继密集上市，却触发了外界对于中国银行业“贱卖”的争议，这一争议在2008年战略投资解禁后达到顶峰。

　　2008年下半年，外资战略投资者所持有的H股集中解禁。其中包括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四家战投持有的中国银行股份、汇丰银行持有的交行股份和美洲银行持有的建设银行股份。这些外资战略投资者都被质疑有套利冲动。

　　在持有建行股份解禁前的2008年5月27日，美洲银行宣布将行使购买期权，增持建设银行60亿H股，并于6月5日实现了交割。而市场预期美洲银行将在当年抛售的股权正是这一部分。按照建行H股当时的价格计算，美洲银行的账面浮盈超过140亿美元。

　　而后的事实也证明，当时，陷入金融危机的外资战投纷纷抛售中资银行股，套取巨额现金。但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当年对于市场来说，购买四大行的股票就等于有去无回的投资，就连国内央企都不认可。尽管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境外战投套利，但对于当时的银行业而言，需要与外资机构合作提升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一位国有银行战略发展部人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变通篇

　　本着W T O的原则，从外资机构“市场准入”的效果来看，截至今年5月末，已经有14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了37家外商独资银行、2家合资银行，并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76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了92家分行，此外，还有45个国家和地区的182家银行在华设立了209家代表处。

　　自2006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后，银监会对外资银行全面实施国民待遇，但对外资机构的监管一直十分审慎，未来还有进一步开放的空间。

　　在外资行进入中国的同时，中资银行也开始实践全球布局。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中国在入世前的2000年入选银行仅有9家，到2006年这一数字增加到25家，而且出现了众多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身影。2011年，中国有三家银行跻身全球十大银行之列，分别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中资银行的资金实力和盈利能力与外资银行的差距在缩小，显示出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正在逐步提高。

　　磨合与竞争

　　入世一周年后，在中国银行业中就发生了一次“地震”。2002年3月，南京爱立信公司提前还掉南京交行、工行的19.9亿元巨额贷款，将巨额贷款转移到据传是花旗等外资银行上海分行的账户中，由此推开了外资银行介入中国金融市场竞争的“多米诺骨牌第一张”。

　　当时该事件的起因则是相关中资银行难以提供“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所谓“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是保理业务的一种，属于贸易金融的范畴。如今的中资银行已对此类保理业务驾轻就熟，但在2002年，南京爱立信“倒戈”事件的发生，用当时央行南京分行负责人的话来说则是，暴露出“中资银行加快金融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另一方面，过去中资银行主要靠利差收入赚取利润，而国外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一般都达到5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70%、80%。

　　2001年，在中国刚入世不久，时任招商银行副行长陈伟就表示，“外资银行一旦进来肯定会将注意力集中到高价值的客户身上，集中在高价值高利润的业务上面，同时还有比如信用卡业务、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和其他一些中间业务。”

　　2006年中国银监会出台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开始施行，要求中资银行应对外资银行挑战，必须加快金融创新、发展中间业务、增加盈利能力，提高中资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

　　十年来的事实也证明，入世把很多全球市场投资经验和视野带入了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报告统计，2010年全年，上市银行实现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营业收入比平均达16.9%，且同比增长32.2%。同样，在2011年上半年，我国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也实现了同比增长34.97%。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商业银行零售业务还存在很大的创新空间。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今年3月曾指出，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虽然最近几年增幅比较高，但多数是与信贷业务相关的业务收入(如信贷承诺费、服务费等)，实际上银行业有近90%的业务收入仍是信贷利差收入。

　　开放与收购

　　入世后，我国银行业承诺的开放度则是在已有开放基础上扩大的。从2001年12月入世日起的三年后，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公司人民币业务；五年后再放开外资银行的境内零售人民币业务。

　　2006年11月11日，随着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银行业正式对外开放。11月24日，中国银监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7年，银监会批准了9家外资银行在我国成立法人银行，其中花旗、汇丰、渣打、东亚四家外资银行于4月2日正式营业。在华外资银行期待已久的“国民待遇”终于实现。

　　面对外资银行入境的冲击，我国银行业也已悄然向“走出去”转变，从2007年开始，明显加快了国际化和海外布局步伐，以增强竞争力。来自中国商务部和相关统计公告显示，2007年，中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只有16.7亿美元，而2008年、2009年分别达到140.5亿美元和87.3亿美元。来自社科院不完全统计的数据也显示，2006年，中国金融业海外并购金额仅12.6亿美元，到2007年时这一数字已经达到历史性的149.54亿美元。

　　2007年10月8日，民生银行发布分三阶段收购美国联合银行控股公司至多20%股份的公告，开创了中国银行业针对美国本土银行收购的第一案。

　　2008年5月30日，招商银行与永隆银行控股股东伍氏家族成员代表正式签署协议，收购尘埃落定。招行行长马蔚华说，“这是一次控股权的收购，甚至可能是100%股权的收购。在香港市场上这种机会很少，以后会更少。自2001年星展银行以54亿美元收购道亨银行之后，这是7年来第一次。”同时他认为，“国际化和综合化经营是招行下一步发展的重点，而此次收购的主要意义正在此，这是招行致力于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招商证券也分析称，招行收购永隆是迄今国内银行对成熟市场银行绝对控股型收购的最大一笔。从战略目标和收购价略高上看，招行收购永隆类似美洲银行收购波士顿舰队金融公司，存在地域互补和业务互补效应的潜能，符合公司战略方向。

　　而支撑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基础，正是资产质量不断向好。2009年，中国银行业一级资本总体在9%上，资本充足率在13%左右，当全世界去杠杆化的时候，中国银行业存贷比是65%-70%。到2010年，全国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率降至1.14%，资本利润率达到17.5%，工行、中行、建行上市5年，农行上市一年，共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交纳所得税近4000亿元。

　　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业对于海外布局也开始走向理性。不少业内专家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业金融服务还存在很大缺口，“中国银行业需要立足本土，而当前适当控制资产增速和资产结构的优化是银行业转型的首要任务，同时信贷结构也面临调整。”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宗良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监管与前景

　　普华永道今年6月发布的《外资银行在中国》调查报告称，外资银行在中国占据1.83%的市场份额；2010年，在中国开展业务的127家外资银行总资产增长29%，达到1.7万亿元。

　　从绝对数据来看，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相比上一年有所减少，对此，花旗中国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欧兆伦认为，这主要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进出口贸易客户占据了外资银行客户的重要份额，因此，外资银行在这部分客户的业务的确有所影响，但如果从相对数据来看外资银行在贸易融资业务上的市场份额并没有缩小。

　　如今对外资银行在监管方面给予的也是“国民待遇”，比如信贷额度的控制，但在经营业务地域和产品种类上都已大大放宽。据了解，汇丰中国有100多个网点，同时在中西部建立了多家村镇银行。而在业务范围上，外资行开始对内地居民销售理财产品，发放人民币按揭贷款，吸收存款，发放信用卡等。

　　在欧兆伦看来，现在中国整个银行业的市场，已经是全亚太地区最大的，特别是实体经济发展很好。“十二五”规划已经出台，强调经济结构的调整，外资银行也要跟上这个调整的步伐，结构调整、宏观环境变化对外资银行的发展来说是有利的。对外资银行而言，从宏观环境和经济发展速度来看，中国可能是全球最好的市场之一。

　　十年反思：中国银行业由大到强还有多远？

　　尽管入世十年中国银行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我国金融体系基本的结构和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也改变不了“大而不强”的现实。

　　首先，我国银行业收入结构仍存遗憾。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采用的是收入来源中以信贷利息收入为主，而利息收入中又以批发业务利息收入为主的盈利模式。这种模式延续至今，导致了商业银行的发展需要以资产规模扩张为主要手段，以存贷款规模的增长来维持利润的增加。由此带来的是，我国商业银行发展路径是依靠高风险权重的贷款业务，而产生典型的高资本消耗，在盈利能力不足和资本补充渠道不畅的情况下，银行谋求通过二级市场不断地进行再融资，以此补充资本金。

　　其次，利率市场化改革尚待攻坚。今年，货币政策紧缩效应在市场中发酵，中小企业“钱荒”现象再次凸显，中国利率体系中的“利率双轨制”已显出弊端。商业银行执行着规定下的官方利率，银行惜贷加剧了资金紧张，越来越多企业则被驱赶到市场上去解决融资问题，而众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城乡信用社则是市场化利率，民间借贷利率也在市场供需关系的调节下不断水涨船高。同时，金融脱媒现象加剧，从银行贷出钱去民间放贷的现象开始蔓延，由此带来的民间高利贷传导风险浮出水面。此外，11.5万亿元的影子银行体系空前活跃，约占银行信贷规模的20%。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当前我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已日趋成熟。在贷款利率市场化方面，简化放宽贷款利率下限和贷款利率档次是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的主要方式；在存款利率市场化方面，应该首先改变存款利率上限管理。

　　第三，融资结构严重失调。尽管经过了十年甚至20年的市场发展，但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不够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胡祖六分析称，以2009年为例，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下，银行体系新增贷款9 .6万亿元，而股市和债市融资加起来6000亿元。这种重银行、轻市场，间接融资主宰直接融资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第四，监管协调有待加强。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外资金融机构大举进入，其中很多金融机构是混业经营，综合优势明显。以我国现有分业监管体制管理混业经营的外资机构和交叉代理的中资机构将会面临不少新的矛盾和困难。对于当前“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曹凤岐分析称，这尤其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存在职责不清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协作和合作也存在很多问题。从长远看，中国应当走金融统一监管或综合监管之路。建立统一监管、分工协作、伞形管理的金融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