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救国记：民生公司的历史是一部英雄史

　　文 | 谢再红

　　著名作家陈祖芬曾说，“民生公司的历史是一部英雄史”，而这部英雄史诗的主角，就是爱国实业家卢作孚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一位改变历史且值得后世永远纪念的伟人：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从自学成才始，到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多有建树；弃学从商后，他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大获成功；在抗日战争的危急关头，他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率领民生公司船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从香港返回内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就是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民生公司(民生集团的前身)的创办者卢作孚。

　　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实业家，卢作孚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在几个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因此被毛泽东誉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

　　从教育到实业

　　卢作孚(1893~1952)，字魁先，又名卢思，重庆市合川县肖家乡人。他自幼好学，天资聪颖，但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即辍学，后自学成才。

　　1910年，17岁的卢作孚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次年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卢作孚只身来到上海，在艰难求索的沪上之行中，他逐渐认识到：要想救国，就必须使民众觉醒，让老百姓都能受到教育。“教育救国”的思想由是形成。

　　1921年，卢作孚出任泸州道尹公署教育科长，他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文化活动和教育改革试验，但可惜的是，“新川南”教育改革在军阀混战中遭受了失败。1924年春，卢作孚出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并建立了各种文化娱乐场所，然而红火一阵后，却又蹈“新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

　　两次的教育改革挫折使卢作孚认识到，“纷乱的政治无可凭依”，如果缺乏雄厚的经济支撑，仅凭军阀支持来进行社会改革太无保障。自此，他的思想开始从“教育救国”向“实业救国”转变。

　　1925年，卢作孚筹资创办民生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他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以达到促进社会改革的目的。四年后，卢被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时值外国船只横行川江，华轮公司面临破产境地。面对这种形势，他开创了外国船只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用外国人的陈规，提出“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沉重打击了外轮的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工作中。1938年初，他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年秋，武汉失守，大量难民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在这紧急关头，卢作孚顶着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亲自指挥和组织船只进行分段运输。经过40天的昼夜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把全部难民和绝大部分设备抢运入川。这一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它既是中国抗战史上的辉煌一页，也是卢作孚创造的杰出功绩。

　　“微生物”式革命

　　卢作孚出生于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他很早就意识到，要挽救山河破碎的中国，就必须对整个国家实行社会改革。他曾明确提出“中国的根本出路是建国而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他并不主张“炸弹式”的社会改革，因为“微生物的力量特别大，使人无法抵抗。”

　　于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卢作孚开始了“微生物”式的社会革命，并进行了三项社会改革试验。

　　第一项社会改革试验是成都通俗教育馆。1924到1925短短一年间，卢作孚把脏乱不堪的少城公园改造成了具有当时最完善现代文化娱乐设施的公共文化场所，以生动活泼的形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新道德。

　　卢的第二项试验——北碚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也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记录。

　　从1927年起，卢作孚开始在北碚嘉陵江三峡进行乡村建设，使北碚地区在五年内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建立了新的科学事业——中国西部科学院；新的教育事业——兼善中学；新的工矿企业——三峡染织厂、天府煤矿公司和北川铁路；新的卫生事业——地方医院。这批科学、文教卫生和经济事业的建设，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北碚迅速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经济、文化、旅游发达的现代城镇，也成为中国乡村建设的楷模和缩影，为中外人士瞩目。1944年，一家外国报刊载文惊呼北碚是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称赞“北碚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例子”。至今，卢作孚仍被当地人民誉为“北碚开拓者”。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则是卢作孚的第三项社会改革试验。1925年，卢作孚在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他从一艘小客轮起步艰难经营，十年后，民生公司已先后并购了20余家中外轮船公司，统一了长江上游航运，新中国建国时，已拥有江、海船舶148艘，航线从长江及其支流开始，延伸到中国沿海、台湾地区、东南亚各国、日本、印度，成为当时中国最大和最具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同时，卢作孚也以其先进的管理、优良的服务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生精神享誉中国、蜚声海外，由此被誉为“中国船王”。

　　没有钱的大亨

　　1950年，经周恩来安排，卢作孚自香港回到内地，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涪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并继续担任民生公司总经理。

　　尽管卢作孚一手打造出民生公司这个航运巨子，但他却并不认为公司是自己的。解放以后，在全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提上日程之前，他就把公司交给了国家，实现了公私合营，自己一家人却过着最简朴的生活。

　　然而，1952年1月“五反”运动高潮期间，卢作孚因被指为“不法资本家”而遭到无情斗争，他不甘受辱，遂于1952年2月8日服下了大量安眠药。一个创下了庞大事业且受人尊敬的实业家，就这样两袖清风而去。

　　卢作孚去世后，社会各界都给予了他极高评价。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力赞其为“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黄炎培在谈到我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举出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侯德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政治”平反：他的一生艰苦朴素，公而忘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从没为自己谋过私利。他以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为已任，历经艰险，呕心沥血，实现其“实业救国”的主张，为改变旧中国的教育落后、经济落后面貌而奋斗了终生，他的精神值得后世永远纪念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