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醒生：商业公益悍将

　　文 | 本刊记者 熊静如 摄影 | 林一

　　从政府部门专家到跨国集团高管再到跨国NGO领袖，他似乎总是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而在他的领导下，大自然保护协会也完成了一次国际NGO的本土化再造

　　“雪花队伍不会进可可西里的，它将沿青藏公路翻唐古拉山口进西藏，这和我走的路径一样！如属实，大家应该放心了！你们的呼吁没白做！如属实，说明雪花啤酒是个负责任听取公众意见的好企业！如属实，我回国就去买瓶雪花一口喝干！”收到雪花啤酒勇闯天涯活动负责人发来的消息，知道他们不会进入可可西里保护区后，张醒生开心地发出了这条微博(http://weibo.com)，因为他知道，自己接连几天的关注和呼吁终于取得了成效。

　　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张醒生，一路顺风顺水地进了大学，却从没考过试，所以他总笑称自己是“张铁生的弟弟”。进入社会后，张醒生当过公务员，进过街道学习班，顶过跨国公司要职，也玩过天使投资，捐过款，募过资，在可可西里的原野上打击过偷猎，在纽约、北京和香港发表过针对此的演讲，而如今，张醒生又成了忙到脚不沾地的“公益飞人”。

　　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拎着大旅行箱的张醒生刚到达京城俱乐部，顺手抓了一个面包就塞进嘴里——采访结束后，他要立即飞往美国参加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成立六十周年的大会。对于自己忙得几乎没有闲暇的生活，张醒生自言感到非常充实快乐，因为所从事的环保事业让他得以不断地亲近自然，不断地行走。

　　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大自然保护协会，是个历史悠久、盛名远播的国际民间组织，而早在其初建北亚区时，兼具跨国公司高管工作背景和深厚生态保护经验的张醒生，便成为他们的首要邀请目标之一。在张醒生的精心培育下，大自然保护协会将国际视野和先进的环保科技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最终成为了跨国NGO本土化的典范。

　　与考试无缘

　　谈及家世时，张醒生总不忘说的是自己的家谱始于明朝驻高丽总兵（总司令）张天亮，而如同先祖一样，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所走的也是“仕途”。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妈妈还特意将生日改为十月一日，以与祖国同庆——出生在这种家庭的张醒生可谓“根正苗红”，从少年时期起便踏着时代的脚步，一路绿灯地免试升学。

　　1974年，名动一时的张铁生交白卷事件之后，张醒生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了北京邮电大学，“幼儿园没上，小学没毕业，中学毕业没考试，就这样参加了工作。大学是推选去的，又没有考试，大学毕业也没有考试。仅有的一次考试是在国外办的MBA班，我是中国境内唯一一个没参加过考试却混进了高管人群的‘异类’。”在某次公益创新分享会上，张醒生如是说。

　　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后，张醒生先后任职于北京长途电信局、北京电信管理局和邮电部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作为赶上了改革开放大潮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张醒生被邮电系统送去海外访问，回国后便成为了一名“又红又专”的邮电系统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专门负责国际合作事务。

　　1989年风波之后，张醒生辞了职，由于找不到接收单位，便在海淀街道进行了半年的政治学习：没有职业、没有收入，每天还要搬个板凳到街道委员会政治学习班上课。一帆风顺的人生霎时跌落到了谷底。按照国家规定，他还有两年的“保密期”，因此，面对很多跨国公司的入职邀请，他只能拒绝。最终选定瑞士爱立信公司，也是因为其相对弱化的政治背景，而由此，张醒生也成为了跨国公司在华招收的第一批专业人士。

　　刚进入爱立信时，全公司算上张醒生总共只有八个人。经过13年的发展，到2003年张醒生离职时，爱立信在中国已经拥有4000多名员工以及数百亿的销售额，而这一年，也是张醒生的本命年，彼时的他已经是爱立信（中国）除瑞典籍总裁以外最重要的负责人，却出人意料地放弃了爱立信中国区副总裁这样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外企高薪职位，“空降”到IT行业后起之秀——亚信集团。背后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据爱立信的声明称，张醒生离职的原因是为了在电信行业中较新且处于增长的领域里继续拓展。

　　商业公益悍将

　　虽说与考试无缘，但张醒生与公益却绝对算得上有缘，早在1990年他刚加入爱立信时，所参与的第一个大规模项目就与公益有关。彼时，爱立信在中国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公司，要想打入中国的电信市场，无疑困难重重。但适逢亚运会的契机，北京和上海都酝酿引入移动电话系统，北京选择了商务购买摩托罗拉系统，爱立信则以公益项目形式向中国赠送了价值2000万的系统，于是，北京出现了摩托罗拉和爱立信并存的A网B网两套系统。

　　“这看起来是个公益行为，其实是有战略诉求在里面的。”张醒生说。事实上，这个公益项目的商业诉求最终也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回应——不久后，上海开始建设移动电话系统，便直接选择了爱立信作为其合作伙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初，张醒生曾作为跨国公司的代表被邀请去四处演讲，在此期间，他逐渐认识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力量。当时，张醒生主要负责爱立信的本地化和中国的战略联盟，他运用跨国公司的平台，深度介入中国民营企业，同时搭建起一系列的社会平台，“我可能是跨国企业高管中介入中国民营企业最深、最广的一个。”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对中国本土民营企业的深入了解，张醒生所主管的业务开始扩展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他便借机积极地发展本地联盟以开展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1994年，爱立信被允许在中国成立公司，张醒生由此成为爱立信在中国的第一个业务开发和社会责任总监，随后，他参与了大量代表企业的捐资捐物活动。之后，爱立信在中国生根发展，并以后来者的身份和根深底厚的摩托罗拉打了个平手，还把当时排名第三的日本企业NEC挤出了中国市场。这其间，张醒生功不可没。

　　在负责爱立信企业社会责任事务期间，张醒生每天都在思考好的公益切入点。某天，《北京青年报》上一篇关于藏羚羊的报道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第二天便着手召集团队商议方案。经过将近一年的调查和研究后，张醒生带着田溯宁、王中军等一批中国企业家和一些媒体人走进了藏羚羊的故乡可可西里。

　　“在都市里，我们忘了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忘了生存的目的是什么。而这次可可西里之行，与其说是我们去帮助藏羚羊，倒不如说寻找藏羚羊之旅，也是一次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回忆起那次旅程，田溯宁感慨颇深。

　　在旅行路上，这些企业家和传媒人深刻感受到了中国自然风光的壮观，也切身体会到了大自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就说，一定要拍个电影。”也正是这个念头，催生出了后来大获成功并创造出一个商业奇迹的电影《可可西里》。

　　张醒生说自己小时候是个野孩子，喜欢在田野间奔跑，在溪水里摸鱼抓蛤蟆，对北方的花草动物都非常有感情，“2000年做藏羚羊保护，2001年进青藏高原，把我小时候的感情都激发出来了。”而自那时起，凡是关于环保的事情，他做起来就心情特别舒畅。

　　TNC的本土化复制

　　任职于爱立信期间，张醒生最广为人知的“事迹”莫过于他的本地化战略。在任期内，他为爱立信在北京和南京设立了核心的生产基地，发展了一大批外围的二级供应商，在中国IT和电信领域打造了一个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而他所负责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也贯穿了这一理念。

　　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决定成立北亚区，非常需要既有跨国公司管理经验同时又有公益热情的人士加盟，而张醒生早在开展藏羚羊保护和沙漠治理活动时便与其有过多次合作，无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大自然保护协会是一个专门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民间组织，在美国本土拥有遍布50个州的1600多个自然保护区，在全球拥有上百万会员。如此庞大成熟的机构，自然具有一套完善的经验体系，而科学调研与建立和管护自然保护区则是其重要手段。作为美国国家公园的参与者，大自然保护协会也把美国国家公园的模式引入了中国，中国第一个“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就是由其参与规划的。

　　加入大自然保护协会后，张醒生的想法很直接，“把爱立信成功的跨国公司本地化经验结合TNC这家国际NGO的具体情况后，在中国复制一把”。他认为，TNC应当与中国的NGO、社区以及政府广泛开展合作，同时做好支持和辅导，只有当中国无数关心环保等社会公益事业的NGO成长起来，大自然保护协会才有可能在中国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张醒生看来，目前中国社会对于公益组织普遍抱有一种错误观点，那就是认为公益组织都很贫穷，“其实，TNC是一个很有钱的组织，我们自己的资产就有四五十亿，每年能从全球募集到10亿美金，并负责把它花掉。所以我们不是乞丐，而是一个使命的执行者。要知道，花钱比挣钱更难。”

　　如今的张醒生还有另外一重身份——阿拉善生态协会执行理事，他也由此更加感受到了公益的强大凝聚力，“谈生意都是一对一的，但谈公益却是大家共同进行的。尤其是环保事业，关系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而基于多年前创办爱立信中国学院的经验，张醒生目前正积极推动成立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学院，立志打造出中国公益界的“黄埔军校”。

　　张醒生说自己非常喜欢现在的生活，也很享受这种“在路上”的状态，因为可以经常回到大自然的怀抱，“我曾告诉女儿，我走的时候可能连骨灰都不会存在，但只希望有一件事她能记住：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去青藏高原，走过唐古拉，看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一块刻有你爸爸名字的纪念石头，那个时候如果再能看到藏羚羊，你就能想起你老爸这辈子没白活。”